摘要：Telegram 创始人 Pavel Durov 在 Lex Fridman 四个半小时对谈里摊开底牌：自由哲学、加密架构、四天被拘、罗马尼亚大选施压、40 人团队管 10 万台服务器，以及为什么宁可关掉 Telegram 也不交后门。
帕维尔·杜罗夫（Pavel Durov）——Telegram 创始人、十亿用户平台的唯一所有者、四天被拘于法国水泥地的技术异见者——在 Lex Fridman 的对谈里毫无保留地摊开了自己的底牌：童年从苏联到意大利的自由启蒙、二十年滴酒不沾的身体哲学、40 人团队如何支撑 10 万台服务器、端到端加密架构如何让任何政府都拿不到密钥、中毒濒死与罗马尼亚大选施压的隐秘内幕、Bitcoin、TON、Snoop Dogg 联名礼物与遗嘱里一百多个孩子的分配方案。贯穿这一切的是同一条线索——自由、自律与不退让，以及他对卡夫卡式官僚机器的清醒识别。
按照自己相信的原则活着，哪怕这条路更短，也胜过苟活在精神奴役里更长的一生。 大多数科技公司确实只想从用户身上榨取收入，但也有像 Telegram 这样不太一样的项目，他们只是没意识到而已。 暴政最终的胜利，不是在它杀死你的那一刻，而是你自己按住不动等着刀落下的那一刻——不是因为被强迫，而是因为你已经被耗尽。
从苏联到意大利的童年启蒙
帕维尔·杜罗夫（Pavel Durov）是 Telegram 的创始人兼 CEO，这款即时通讯产品如今活跃用户超过 10 亿。他用大半生为言论自由抗争，构建抵御监控与审查的通讯工具，也因此长期承受来自全球最强势的政府和组织的压力。即便如此，他始终没有退让。
杜罗夫对自由的笃信，可以追溯到 4 岁那年。那时他随家人从苏联搬到意大利北部，孩童的眼睛已经能直观感受到两个社会的差别——玩具、冰淇淋、动画片，凡是意大利触手可及的东西，苏联都没有。更关键的一层认知随之而来：
没有自由，你也无从参与创造这种丰盈。
这句判断后来贯穿了他对技术和产品的全部选择。
自由比金钱更重要
杜罗夫写过一句俄语箴言：“Svoboda vazhne deneg”，意思是自由比金钱更重要。他认为，自由最大的两个敌人是恐惧（fear）与贪婪（greed）。
应对方法听起来简单却需要极强的心理训练：把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想清楚，然后让自己接受它。一旦接受，恐惧就失去抓手。
按照自己相信的原则活着，哪怕这条路更短，也胜过苟活在精神奴役里更长的一生。
他坦承，自己确实经常想到死亡。人是被进化"硬编码"为畏惧死亡的生物，但若理性地看待——“你的死亡并不存在于你的生命里”，因为人一旦死去就不再体验任何东西。与其把人生耗在对死亡的恐惧上，不如反过来用它做提醒：
我喜欢经常提醒自己，我可能在任何一天死去。
正因记住死亡随时可能到来，才更能切实感受到每一天。
为什么 20 多年滴酒不沾
杜罗夫的生活方式相当克制：不沾酒精、烟草、咖啡、药片和违禁品，他认为短期愉悦不值得用未来去换。其中关于酒精的态度，最早成型于 11 岁。
那一年，他的生物化学老师送给他一本自己写的书《天堂的幻觉》（The Illusion of Paradise），里面用生化反应的语言描述了各种成瘾物质对人体的真实影响。书中提到，酒精进入身体后，脑细胞会先被"麻痹"，像变成僵尸一样停摆；派对结束几天之后，一部分脑细胞会彻底死掉，永远恢复不了。
他的逻辑由此非常直接：
大脑是你通往成功与幸福最有价值的工具。为了一点短暂快感去毁掉它，听起来荒谬。
与其喝酒，不如直面恐惧
很多人靠酒精维持社交，杜罗夫给出的建议有两条。
第一，不要害怕做少数派，自己定规则。第二，如果你觉得"必须喝一杯"，那一定是你想掩盖某个问题——某种不敢正视的恐惧。
比如派对上有个心仪的姑娘你不敢上前搭话，正确的做法不是先灌酒壮胆，而是直接走过去，被拒绝、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建议听起来朴素，但确实管用。
酒精是一种精神止痛药，只在短期有效，之后要连本带利还回去。
人在用酒精逃避什么的时候，其实大脑正在传递一个有价值的信号，结果却被淹没掉了。真正该做的是顺着信号往下挖，找到那个根本问题。
与"部落本能"的对抗
要在聚会上坦然说不，对杜罗夫来说毫不费力。但他也理解多数人为何做不到——人类对"被多数人接受"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依赖。
几万年前，被部落抛弃几乎等于饿死，所以"和大家保持一致"被写进了本能。可在今天，这种本能往往把人推向毫无意义的从众。
如果你做的事和身边所有人一样，你不会有任何竞争优势，也不可能在某个时刻变得出色。
要想活得不一样、做得不一样，就必须有意识地去对抗这种"和大家一样才安全"的冲动。在派对上做那个看起来格格不入的人，本身就是一种需要练习的勇气。
找一个没人做的领域，死磕到底
想对社会或经济有所贡献，前提是做一件有价值的事。可如果你做的事别人也都在做，那价值何在？
难点在于，人类天生容易模仿周围接收到的信息。但世界上还有大量几乎没人涉足的领域，和每天推送给你的那些资讯毫无关系。关键是主动挑选自己的信息源，别沦为 AI 算法推荐流（AI-based algorithmic feed）的附庸——否则你每天消费的新闻、梗图、话题，和所有人都一模一样。
主动设定一个探索方向，持续为它搜集信息，终有一天你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世界第一人。难的不是方法，而是坚持——因为别人根本没在做这件事。
大多数人沦为 AI 推荐系统的奴隶，被投喂相同的内容，最后变成同一种人，也就失去了所有竞争优势。
为什么他几乎不用手机
帕维尔·杜罗夫（Pavel Durov）不用手机，只有偶尔测试 Telegram 功能时才会拿起来。他读大学时根本没有手机，后来有了也从不打电话，永远处于飞行模式或静音，讨厌被打扰。
他的逻辑很直接：我要自己定义什么是人生里重要的事，不让其他人、公司、机构替我决定今天该关心什么。手机恰恰挡在这条路上——它提供无穷分心，它引导你看什么、想什么。
如果你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那你接下来一整天想什么都会被别人安排好。
清晨安静的床上，是他最好的时光
杜罗夫尽量给睡眠分配长时间——哪怕预留 11、12 个小时，他也不会真的睡满。于是他就躺在床上思考。
有人受不了这种状态，劝他吃安眠药，他从不吃。这反而是他最喜欢的时段：无论清晨还是深夜，躺在床上时总会冒出当下看来"绝妙"的点子。有时候起床洗澡、做晨间锻炼，依然不碰手机，灵感就在这时候涌现。
他并不主张彻底切断所有信息，但坚持每天留出一段时间，问自己真正在乎什么、想改变什么。
越连接越不生产
创建了全世界最大社交网络之一、又做出第二大即时通讯应用的人，按理说应该是最"在线"的那一个。但杜罗夫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
你越是连通、越容易被联系上，生产力就越差。
被无关信息轰炸的人，没法真正把一件事做成。比如全世界都可以围观"世界首富和世界最有权势者的口水战"，可对 99% 的追更者来说，这事既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无力左右——本质上是白费时间。
社交媒体把戏剧冲突放大成"世界末日级"事件，可真正能在十年、二十年后依然成立的东西寥寥无几。挑战在于识别什么是真正长期有效的，并据此决定怎么行动。而社交媒体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它总在调动你的情绪，让你做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
情绪来了，就动起来
杜罗夫承认自己和常人一样会有情绪，有些并不愉快。但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义务学会消化和穿越这些情绪，而自律（self-discipline）在这里尤其重要——否则很难从负面循环里脱身，有些人就此陷入抑郁。
他说自己至少二十年没有经历过抑郁，也许青春期有过。原因很简单：他一旦识别问题，就立刻给出方案、开始执行。陷在担忧里空转，什么都不会改变。
很多人误以为"先休息好、恢复能量再做事"，其实刚好相反——能量来自行动本身。
先动起来，才会感到被激励、被启发，然后一点点地做得更多，几年下来可能就走到了很远的地方。走进健身房是最典型的例子：没人一开始就想练，但硬着头皮迈出第一步，练完反而庆幸今天来了。写代码、写小说也一样，先写一小段，灵感自然接着来。
先做，再有感觉；而不是等有了感觉再做。
这个道理并不稀奇，只是在信息轰炸中人们常常忘掉它。
每天 300 个俯卧撑和深蹲
至于训练习惯，杜罗夫每天早晨做 300 个俯卧撑和 300 个深蹲，多年来都维持着相当高强度的锻炼节奏。
自律是唯一值得练的"肌肉"
Pavel Durov 每周去健身房五到六次，每次一到两小时。但在他看来，真正塑造人的不是二头肌或胸肌，而是"自律"这块肌肉——一旦练成，其他事情都会顺势变得轻松。
每天早晨，他先做俯卧撑和深蹲。他坦言这套动作对身材改变有限，但意义在于：大多数早晨你根本不想做这些，尤其深蹲，“不算难，就是无聊”。熬过这一段，再去开启工作里真正硬的部分，阻力就小多了。只要条件允许，他还会加一个冰浴——同样是在练自律。
自律这块肌肉一旦练出来，别的事都会自己找上门。
Banya 与冷水交替：反向酒精
Banya 是东欧人的极端桑拿，比普通桑拿更猛，讲究高温、草药、桦树枝拍打，再配一次冰冷跳水，循环往复。Lex 陪他体验过一次，形容 Durov 的忍耐度"疯狂"，而且他看到的还不是最狠的版本。
Durov 自己不觉得疯，只觉得"习惯了"。关键在于承受那几分钟的不适之后，接下来几小时甚至几天都会感觉很好，而且长期有益健康。他把 Banya 和冰浴形容为"反向的酒精"：
酒精给你一两个小时的短暂愉悦，之后用长期健康来偿还；Banya 和冰浴正好相反，先痛苦几分钟，换回长久的好处。
在湖里游几个小时
Durov 喜欢长时间游泳，日内瓦湖（Lake Geneva）、苏黎世湖（Lake Zurich）都横渡过。最长一次是在芬兰游了五个半小时，水很冷，中途还迷了路，差点找不到岸。
他并没有因此惊慌。自我评价是"抗压能力还行"，更短但出过事故的几次反而更惊险。他真正看重的是这种多小时游泳带来的两个副产品：
一是成就感。完成一次长距离横渡会让人觉得自己更强，也更愿意去迎接别的挑战。 二是耐心。“你明知道接下来要游好几个小时，出发前会很抗拒。但游了 10 分钟、20 分钟、30 分钟之后，它会教给你一种难以替代的耐心——想在人生里做成任何事，都需要这种耐心。”
湖面比海上更冥想，不用游得快，慢慢享受就行。
CEO 为什么应该练身体
Durov 反复强调一个被低估的事实：大脑的效率，本质上受限于心脏能把多少糖和氧气泵进脑子。想让思考更快、压力更小，锻炼心肺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身体训练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高产、为了抗压——这是你想跑一家大公司时必须具备的东西。
他说十多年前刚开始规律训练时，很少见到其他 CEO 也这么做，最近几年情况才在变化。二十年前甚至有一种刻板印象：“身体强壮 = 不聪明”，他觉得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现实里这两项素质往往同时出现。
对他自己而言，没练的一天是能立刻感觉到的——压力会悄悄爬上来。所以哪怕在没有健身房的场合，他也会在会议前随手做五十到一百个俯卧撑。
不吃糖、不吃红肉、一天只吃一顿
关于饮食，Durov 的规则很清晰：不吃加工糖、不喝苏打水、不碰快餐，常做间歇性禁食（intermittent fasting），有时一天只吃一顿，有时两顿，都集中在六小时的窗口里。
糖的逻辑最简单：它会上瘾，吃得越多越想吃，越想吃越饿。想保持高效就没理由摄入加工糖，否则会整天都在加餐。间歇性禁食则把一天的节奏固定下来，慢慢地连对糖的渴望都会消失。他读过几本讲长寿的书，共识是糖有害；但他并不极端，浆果和水果该吃还是会吃。
红肉他二十年前就戒了，因为每次吃完都觉得身体沉。这更像是个体差异——他的代谢和消化系统不适应这种食物。现在他的主要热量来源是各种海鲜和蔬菜。
头疼不吃药，先找原因
他对制药产品普遍谨慎。面对头疼，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吃药，而是追问根源：
止痛片只是让你感觉不到痛，它没有消除原因。那个有害因素还在那里，你其实是在让情况变得更糟。
是缺水？空气质量差？睡眠不够？还是周围的人让你紧张？一定有某个原因在制造这次头疼。他打了个比方：开直升机时仪表亮起红灯、警报响起，正常人是排查原因——也许旁边有座山要避开——而不是抄起锤子把警报砸了。
那为什么大多数人反而选择"砸警报"？因为身边所有人都在这么做，还有一整个产业在说服你这才是正确答案。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一项能力，就是持续自我分析，把问题追到底。
药厂没有动力治好你的病
Durov 从成年开始就刻意远离各种药片。小时候母亲会说"不吃这个药，天都要塌了"，长大以后他反而回过头审视：制药公司的激励机制根本不对。真正治愈疾病并不符合它们的商业利益，让你长期依赖它们生产的药物才是。
当然，这不是要回到中世纪——像抗生素这类真正能救命的药物不可替代。他想说的是另一件事：现代人对药片的使用已经远远超过了必要范围。
花时间去搞清楚世界运转背后的激励机制，你才不会被这些力量裹挟着走。
制药行业（big pharma）只是其中一例。同样的逻辑可以套用到几乎所有领域。
读新闻前先问一句：谁从中获利
Durov 每天都在训练自己的一个习惯：看到一条新闻，先反问——“有人希望我读到这条消息，是为什么？”
把这个问题问到底，结论可能相当不客气：我们读到的新闻里，也许有 95% 之所以被写出来、被推送到你眼前，是因为背后有人希望你去买某件商品、支持某项政治主张、参与某场战争、捐一笔钱，总之是希望你做点什么、从而让别人受益。
这不是说你就不能支持任何立场。关键在于：那是不是你在信息完整、头脑清醒的前提下做的主动选择，还是被人一步步推着去替别人打仗。
这其实又绕回了自由这个主题。思想自由（freedom of thought）的前提，是把自己从那些试图操纵你的内容和力量中抽离出来。互联网上你消费的内容里，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重塑你的判断而存在的，所以你必须主动去识别：偏见在哪，激励在哪。只有这样，才能独立、清晰地思考。
这也是他坚持不喝酒的延伸逻辑。头脑一旦被蒙住，你就没有办法分析自己，只能依赖别人的观点，永远跟着主流走，权威说什么就信什么——因为你已经没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尺子去丈量世界。
不看色情内容的底层逻辑
Lex 问他一个很少有人公开谈的话题：为什么不看色情内容（porn）？
Durov 的回答很直接：那是对真实事物的一种替代品（surrogate），在他的生活里没有必要存在。它做的事情无非是让你用自己的能量和灵感，去交换一瞬间的快感，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而且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东西。
如果你能接触到真实的关系，就不需要它；如果你接触不到，更不该去看——那意味着生活里有一个真正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这和他对药片、新闻、酒精的态度一脉相承：把短期的快感换成中长期的繁荣，是他做任何决策时的默认假设。他假设自己不会在一小时后死去，会在这个世界上再待挺长一段时间，那么用中长期去换短期就显然不划算。
40 个人撑起 Telegram
中场休息之后，话题切到了 Telegram 的工程团队。Telegram 用户规模早已进入全球顶级梯队，但它的核心团队极其精干——后端、前端、设计师、系统管理员加起来，大约 40 人。
Durov 很早就发现一件事：员工数量和产品质量不是正相关的，很多时候反而是负相关。
人一多，大家的时间会被协调本身吃掉。90% 的精力都花在互相沟通、对齐各自那一小块工作上。更糟糕的是，总会有一部分人没有足够的事情可做。领着工资却闲着的人，哪怕什么也不做，仅仅"存在"就足以让整个团队泄气。他们往往还会主动去找存在感——不是通过产出，而是通过在团队内部制造本来不存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搅乱气氛。
反过来，当你刻意不允许团队扩招，成员就会被逼着去写自动化。Telegram 在全球几大洲的数据中心里运行着接近 10 万台服务器，如果靠人肉运维，可能得雇几千人甚至几万人。但如果团队必须靠算法去管理这一切，系统就会变得更可扩展、更高效，并且——反直觉地——更可靠。
人是攻击面，算法才是护城河
人本身就是攻击向量（attack vector）。
Durov 这句话点破了这种架构的安全逻辑。一个能自动运行的分布式系统，不只是便宜和快，它还天然更安全：没有那么多可以被贿赂、被威胁、被社工的人类节点。某个区域的节点掉线，流量切到别处就是了，服务本身不会倒。
在这种架构上，Telegram 又叠了一层保护用户隐私的设计：基础设施分散在多个法律管辖区（legal jurisdictions），数据在云端是加密的，解密密钥被拆分、存放在不同地点。任何单一政府、单一机构都拿不到完整的密钥，也就没办法单方面解开数据。
员工也无法读到用户私信
Telegram 从 2012 年开始设计的时候，Durov 就定下了一条底线：任何人——包括 Telegram 自己的员工——都不应该有权限访问用户的私聊内容。
这个要求放进工程设计里，是个很硬的挑战。它意味着你必须保证：无论是新入职的工程师，还是已经在岗多年的老员工，都没有任何一条技术路径可以通过自己的权限去读取用户消息。系统里不能存在任何一个"关键人"——不能存在任何一个单点故障（point of failure）可以被内部或外部利用。
在这套加密云之上，Telegram 又提供了端到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的秘密聊天，保护等级更高，但功能上有一些取舍。所以普通云聊的安全性，必须靠前面那套"没人能碰"的架构来兜底。
Lex 直接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摆到桌面上：过去这些年，有没有任何政府、任何情报机构，曾经拿到过用户的私聊内容？
Durov 的回答只有一句：
从来没有。Telegram 从未向任何一方分享过哪怕一条用户的私聊信息，包括各国政府和情报机构。
加密架构不留后门
Telegram 的数据中心采用全盘加密，任何人——包括政府和情报机构——即便物理拿走硬盘，也无从解出任何内容。这是系统设计之初就定下的底线，也是 Pavel Durov 敢断言 Telegram 从未发生过数据泄露的底气所在：无论是私信内容还是联系人列表，都没有流出过一次。
对于"未来是否可能把用户私信交给政府或情报机构"这个问题，Durov 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系统的设计本身就让这件事不可能发生，除非推翻重做——而他不会那样做。
我们宁愿在某个国家关掉 Telegram，也不会这么干。
无所畏惧的底气从哪来
面对来自各路强权——情报机构、政府、有影响力的权势人物——的施压，一个人凭什么说"不"？
Durov 把这归结为两件事。一是性格使然：从小学起他就会在课堂上指出老师的错误，为自己也为自己的价值观站出来，已经是本能。二是一种近乎极简的心态——提醒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对方能用什么来要挟？最坏不过是杀了你。可如果连这都想明白了，生活在恐惧里就没有意义。
至于 Telegram 本身，他看得很开。产品再成功，失去一两个市场、甚至所有市场，对他个人生活毫无影响——他照样每天做俯卧撑。如果欧盟（European Union）想在所有成员国禁掉加密、禁掉隐私，那就随他们去，Telegram 直接退出就是。
大多数科技公司确实只想从用户身上榨取收入，但也有像 Telegram 这样不太一样的项目，他们只是没意识到而已。
100% 持股带来的自由
Telegram 能这样运作，背后还有一个结构性前提：Pavel Durov 一个人持有 100% 的股份，没有其他股东。这在主流科技公司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正是这种所有权结构，让公司能够完全按照创始人的原则运转——而这些原则，比如隐私权，其实写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里，本应是共识。但现实是，这项权利几乎每周都在被侵蚀。
温水煮青蛙的侵权路径
对隐私权的攻击往往披着一层善意的外衣：打击犯罪、保护儿童、维护秩序。听上去都无可指摘，但最终走向都一样——公民失去隐私，失去表达的自由，失去集会的自由。
这是一条几乎所有威权国家都走过的滑坡，也是许多曾经自由、后来走向威权的国家共同的轨迹。
世界上没有哪个独裁者会直白地说"我要剥夺你的权利，因为我想要更多权力、想让你过得更惨"。他们总会给出听起来非常合理的理由，然后分阶段、逐步推进。几年之后，人们发现自己已经动弹不得——不能抗议、每条消息都被监控、不能集会。游戏结束了。
对 Durov 来说，政府走向集权不是某一个官员主动腐化了初衷，而是组织的自然倾向。政府不是抽象概念，它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这些人会本能地想扩大影响力、增加下属、拿到更多资源。于是税收越来越高，监管越来越密，最终把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和言论自由一起闷死。
按理说，宪法本应为自由国家设定刚性边界，但现实中总有人能找到巧妙的措辞开出例外，然后例外慢慢变成常态。
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失衡
人类并不擅长在混乱与秩序、自由与结构之间找到平衡，总是往极端跑。政府天然会不断膨胀，官僚机构越长越大，权力在这部机器里持续累积。
你需要对政府以牺牲公民利益换取权力扩张的程度，设下非常非常严格的限制。讽刺的是，所谓自由国家其实并没有这种限制。
在法国被捕的四天
2024 年 8 月，Durov 抵达法国，原本只是一趟两天的短途行程。下飞机就遇上十几名武装警察，被要求跟他们走，并被当场宣读了大约 15 项重罪指控。
起初他以为一定是哪里搞错了，直到意识到对方是认真的——警方要他为 Telegram 用户涉嫌的各种犯罪行为负责。
没有哪个国家，哪怕是威权国家，曾在这种规模上对一位科技公司负责人做过这种事。
他被塞进警车，随后在一间没有窗户、只有一张混凝土窄床的小屋里被拘留了将近四天。审讯过程里，警方向他询问 Telegram 的运作方式——而其中大部分信息本来就是公开的。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对方对这家产品表现出的极度有限的理解，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理解。
这种做法的代价并不只在于一个人被关了四天。把这种信号发给整个商业和科技界，本身就是在亲手牺牲一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块。
卡夫卡式的荒诞现实
关在水泥地上，没有枕头，没有窗户，一待就是好几天——被关的人是一家十亿用户社交平台的技术创始人。这场面带着一种阴郁的诗意，像极了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笔下的世界。
卡夫卡的《审判》（The Trial）几乎是对这种情境的预言：一个人毫无缘由地被捕，被困在司法系统里长达数年；而最诡异的是，无论是被捕者，还是体制中的任何个体，都没人真正说得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的结局——剧透一下——是这个人被整套系统在精神上彻底击垮。这正是官僚机器在最荒谬形态下能做到的事：摧毁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那一点人的精神。
如果这真是一次出于善意的问题修复，本来有无数条路可以找上 Telegram、找上我本人，表达关切，通过常规和外交的方式解决任何所谓的问题——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是这么处理和 Telegram 的分歧的，过去几十次都是这么走下来的。
Telegram 的内容治理规模
很多人没意识到，Telegram 一直站在打击 CSAM（儿童性虐待材料）和恐怖主义内容的最前沿。telegram.org/moderation 这个页面上公开列着被识别、被封禁的涉恐、涉 CSAM 群组和频道的惊人数字。
这种量级的治理，靠的是机器学习自动化。普通用户在 Telegram 上只是聊聊天，完全感受不到背后的工作：
- 从十年前推出公开频道（public channels）那一刻起，Telegram 就开始清理平台上公开传播的有害内容
- 大约八年前开始，平台每天发布透明度报告，公示当天删除了多少个与儿童虐待或恐怖宣传相关的频道
- 如果把所有被删除的账号、群组、频道、帖子加起来，每周数量以百万计，每天数十万
问题在于，法国当局似乎并不理解这套机制。他们可能连"机器学习是什么"都需要被科普——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并不好解释，但希望这场调查结束时，他们能学到不少。
现实中往往是这样：有人读到报纸上关于儿童色情的报道而被激怒——这种话题的情绪张力极强——然后开始行动。但他们的行动不是基于数据、逻辑和法律，而是基于被失真信息所驱动的情绪。
法国的"调查法官"制度
法国有一种"调查法官"（investigative judge）的角色，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常见。这意味着当事人并非正在受审，而是被调查。审问他的不是警察或检察官，而是一位"法官"——但从实际体验看，这个法官更像另一个检察官，只是换了个名字，其结果是上诉变得更难。
发起调查本身就是一个荒谬且有害的方式，用来处理"如何监管社交媒体"这样复杂的问题——它完全是错误的工具。
Telegram 团队在去年就对这项调查本身提出了反对和上诉，直到现在，连上诉的开庭日期都还没给出。进程缓慢得令人痛苦，而这种痛苦并非只针对一个人。这让人意识到，这套系统在很多层面上可能是坏的。其他受法国司法系统影响的创业者讲出的故事同样惊悚：调查法官不必要的、最终被证明缺乏依据的、带有偏见的介入，让企业被动瘫痪。到最后，也许能在更高一级的法院拿回公道，却已经在过程里耗掉巨量时间与精力。
唯一能与《审判》那个故事不同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次的主角还在抵抗。
坚持不退的姿态
被长期禁止离开法国，如今终于能到迪拜——Telegram 的总部所在地。但除此之外，还是哪里都去不了。
我很有耐心。我不会让这种对我自由的限制反过来决定我的行为。恰恰相反，我会加倍地去捍卫自由——因为我亲身体会过没有自由是什么感觉。
那四天的羁押，被困在一个地方，无法和对自己重要的人通讯，甚至不知道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与自己相关的事——这种经验不会让人退让，反而让人更清楚为什么这件事值得继续做下去。过去这段时间，最初强加在身上的限制也在逐步被解除。
关于后门的回答
如果法国政府或情报机构要一条可以读取用户私人消息的后门（backdoor），答案是什么？
没有。回答会非常明确——只是措辞不会太礼貌。
外界真正担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当政府施压足够久、足够密，创始人会不会被慢慢磨掉底线，最终妥协？而且一旦妥协，其他国家还会把这件事当作宣传素材反过来攻击。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以某种方式施压，这个夹缝中的生意极难经营。
法国政府在这场较量中正在输。压力越大，我就越强硬、越不服。
过去几个月里已经有过不少尝试——借着被困法国的处境来接近他，要求他在别的国家封某些频道、改变 Telegram 的运作方式。他不仅拒绝了，还把每一次这样的接触公之于众，并打算继续这么做下去：每当任何一国政府——眼下尤其是法国政府——试图通过施压来改变 Telegram，外界都会知道。
宁可一无所有，也不向压力低头
在他看来，有些底线不能碰。一旦迫于压力同意某件从根本上就错误、侵犯他人权利的事情，人就会从里到外垮掉，从生理到精神都会沦为自己的空壳。所以他选择"宁可失去一切"。
如果他们把我关进监狱二十年——先说清楚，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我宁愿绝食饿死在里面，重开整局，也不会去做蠢事。
Telegram 消失也无所谓。很多情报机构和政府不理解的一点是：他真的不在乎。
罗马尼亚大选中的施压
被困在法国、几个月无法离境期间，他通过一位相熟的法国知名科技创业者的引荐，去见了法国对外情报机构（French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s）的负责人。见面的要求只有一个：压制他眼中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内容。
事情的背景是罗马尼亚（Romania）上一年的总统选举——原先的结果被取消，新一轮大选即将举行。保守派候选人不是法国政府属意的人，于是对方询问他是否愿意关闭 Telegram 上支持这位保守派候选人、或抗议亲欧派候选人的频道。
他的答复很直接：只要没有违反 Telegram 的规则——规则本身相当清晰，不能煽动暴力——就不能动。
如果你觉得我被困在这里，你就能指挥我做什么，那你大错特错了。每次我都会反着来。
他在 Telegram 曾为亚洲、东欧、中东多个国家的用户守护言论自由，不会在欧洲开这个先例搞政治审查。由于从不签 NDA，这段对话后来被他公开披露——他认为对方试图利用这桩与起诉本无关联的调查，去达成政治或地缘政治目的，这既是对他个人的羞辱，也是对数百万 Telegram 用户的羞辱。
摩尔多瓦那次试探
罗马尼亚这件事并不是孤例。时间倒回去年九、十月份，他在八月底于巴黎被捕之后，同一套路数就已经出现过一次：通过中间人接触，请他在摩尔多瓦（Moldova）大选期间配合下架一些频道，理由是担心"选举受到干扰"，希望他直接对接摩尔多瓦政府代表处理。
Telegram 的回应是：可以看，看是否违规。对方先发来一份很短的清单，其中确实有几个频道和机器人违反规则，Telegram 下架了。
随后对方说了声"谢谢"，又递上了第二份清单——这一次是几十个频道。团队审查后发现没有足够理由下架，拒绝了。
真正让他警觉的是下一幕：之前要求他配合的那位法国情报部门的联系人，事后通过中间人告诉他——在 Telegram 下架那几个违规频道之后、但在拒绝下架剩余长名单之前——他们跟负责对他进行调查的那位法国预审法官（investigative judge）“说了他的好话”。
为什么会有人去跟一个专门调查 Telegram 在法国打击非法内容是否到位的预审法官谈？摩尔多瓦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
这两件事本不该有任何交集。把它们联系到一起的那一刻，他开始怀疑——最初他以为对方只是不懂技术，从摩尔多瓦这件事起，他意识到背后恐怕另有文章。等到法国情报负责人亲自来谈罗马尼亚的时候，他已经心里有数。
不分左右的言论保护
这套操作的本质，是系统性地向他施压，去噤声法国政府不喜欢的政治声音。但 Telegram 在言论自由问题上从不站队。
讽刺的是，就在同一时期，法国警方也曾要求下架一个法国本地极左派抗议者的频道。Telegram 看了一下——和平抗议，照样拒绝。
我们保护的是人们和平表达与集会的权利，无论倾向左还是倾向右。
在 COVID 期间，Telegram 既保护了组织 Black Lives Matter 活动的活动人士，也保护了反对封控的抗议者。只要不越过"煽动暴力、煽动破坏公共财产"这条线，双方都受保护。集会是一项基本权利。
这次罗马尼亚事件中，法国政府目前偏左，想压的是保守派声音；换一个右翼政府上台，他同样会去对抗针对左翼声音的审查——这种事他过去已经做过很多次。
法国让创业者窒息的制度代价
长期生活在自由环境里的人，往往意识不到一步步让渡价值观、原则、自由和权利有多危险，因为他们压根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失去。对杜罗夫（Pavel Durov）被捕这件事，Lex 直言这是法国的一场巨大公关灾难——没有哪个立志成为"下一个杜罗夫"、打造"下一个 Telegram"的创业者，看到这一幕之后还会愿意在法国运营。逮捕缺乏正当理由，法律适用错位，外加种种政治意味明显的施压，再叠加过度的监管与官僚体系，对任何想为世界留下点正向影响的人来说，都是一场噩梦。
公共部门占 GDP 58%
杜罗夫的回答把矛头指向了欧洲社会必须直面的一个根本问题：不断膨胀的公共部门到底应该停在哪里，政府的合适规模究竟是多少。
今天的法国，公共支出已经占到 GDP 的 58%。这个比例可能已经追平、甚至超过了苏联末期。
代表国家机器的人数远多于通过做产品、做公司推动经济前行的人，天平严重失衡。一个国家再有才华、再有文化底蕴，在这种结构下也很难跑起来。
那家被调查耗死的法国社交创业公司
过去十年，法国社交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创业公司只有一家——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交网络，最后被 Snapchat 收购。出售之前，创始人曾问杜罗夫要不要卖。杜罗夫的建议是：
千万别卖。你做得很好，用户量大，在多个国家都有自然增长，这是法国这一领域第一个真正的成功故事。
可几周后，对方还是卖掉了。后来两人再见面，杜罗夫追问出了什么问题。答案是：在与 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 正面竞争的同时，这位创始人还要应付投资人的压力、说服顶尖人才搬去巴黎——他在这些事上做得相当出色——偏偏又被一项围绕数据保护的无聊调查缠上。调查一拖再拖，持续不断的问询和披露要求把团队的血一点点抽干。对一家年轻公司来说，这种压力是指数级放大的，最终他选择了卖掉了事。
调查后来不了了之，没有任何指控。但这种调查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那些本该诞生却没诞生的项目，那些在萌芽期就被迫卖给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公司，以及由此损失掉的经济增长。社会若意识不到这笔账，情况就不会改变。
八年冻结银行账户，他去了迪拜
几天前，杜罗夫他们刚见过一位从法国搬到迪拜重新创业的人。离开法国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对他的公司发起了一项税务调查，冻结了他的公司银行账户，调查持续了整整八年。八年之后，结论是——没事，一切合规。
但账户冻结这八年里，他的生意已经死了。他之所以没有精神崩溃，是因为果断搬到迪拜重开一家公司，如今做得极其成功，正用他的创造力反哺这座城市。
Lex 补充说，和这个人接触时，能看到他眼里那团火——那种驱动创业的人类精神。他已经赚够了钱，本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还是想继续创造。
正是这团火在推动伟大国家的诞生：不断建造、不断扩张。而监管，恰恰让这团火窒息。
被法国革命以来误导的财富观
杜罗夫认为，法国公众的一部分人，可能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就被灌输了一种错觉——创业者是敌人，是万恶之源的"邪恶富人"，似乎只要逼这些人把"来路不正的财富"分出去，所有问题就会奇迹般消失。
现实完全相反。那些眼里有火、创办公司的人，牺牲的是自己的生活和生计，一天工作 20 小时，承受巨大压力，只为实现愿景，为身边的社会带来价值。他们创造就业、创造服务、创造商品，让国家增长，让人民自豪。本该被珍视的人，结果被系统挤出去——也许只是因为税务机关里某个野心过大、眼光不够的公务员想靠办案升迁，一家公司就这么被搞垮了。
这位从法国出走的企业家，如今反而被法国以优厚条件邀请回去——香榭丽舍大街上最好的位置、部分资金支持、税收减免。他的回答是：
永远不会。别想了。我不可能回法国。
他被那段经历伤到了，而他本就是法国人，出生在法国，拿的是法国护照。这些结构性问题一日不变，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就会继续在经济增长、预算赤字、失业率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上挣扎。
圣彼得堡那所塞满信息的实验学校
话题随后回到杜罗夫早年。11 岁那年，他考入圣彼得堡一所实验学校，入学要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这所学校隶属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叫"学术中学"（Academic Gymnasium）。
学校的教育理念很特别：如果在青少年的大脑里塞进尽可能多的信息，重点放在数学和外语上，大脑会发生某种改变，让学生有能力理解几乎所有其他学科。
于是他所在的班级没有单一专业方向，覆盖面极广——至少学四门外语，包括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还可以加修古希腊语；此外还有生物化学、精神分析、进化心理学之类的课程。和学校里专攻物理、数学或历史的其他班级不同，这个班的目标是让学生同时吸收尽可能多学科的训练。
在莫斯科最特殊的实验班里被"放养"
杜罗夫（Pavel Durov）少年时代被塞进一个非常特别的实验班——把所有专门化课程里最精华的部分压缩进同一套课表。四门外语并行、数学、进化心理学……老师并不指望任何人能门门拿满分，那在当时被认为是疯狂的事。这个班就是要把人脑往极限上推一推，看看能撑出什么结果。
这是 90 年代中期的俄罗斯，正处在苏联时代和 21 世纪现代俄罗斯之间的过渡期，教育系统还没被监管到今天这种程度，所以这种实验才有可能存在。
他之所以会进这个班，原因很朴素：从其他学校连续被赶出来。学习成绩不差，但"操行"很差——苏联和 90 年代初的俄罗斯学校里有一项专门的"行为评分"，他在这一栏总是不及格。原因无非是不停挑战老师、不停指出老师的错误。
事后回看，他觉得自己运气好。一般的孩子如果一直跟权威对着干，结局就是被所有学校扫地出门，最终一无所成。他最后落脚的这所学校态度比较微妙——挑战老师不算被允许，但也不算被禁止，你可以跟老师辩论，老师通常会让你把观点说完，运气好的话甚至能辩出点真相来。
用"门门拿五分"对抗存在主义危机
进了实验班之后，他陷入了几乎每个青少年都会经历的存在主义虚空：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在这儿干嘛？
某一天他给自己出了道题：反正都得来上学，不如试试做点不可能的事——在每一门课上都拿到俄罗斯打分体系里的"五分"（满分 A）。
这件事难到什么程度？就算什么都不干、全部时间都拿来学习，也凑不齐做完所有作业、准备完所有考试的时间。他最后是把课间休息也榨干了，才把每门课都刷到了满分。这件事让他高兴了好一阵。
数学是塑形大脑的底层训练
被问到如果让他从零设计 21 世纪的教育体系会是什么样，他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数学仍然是地基。
数学塑造大脑——它教你依赖逻辑、把大问题切成小块、按正确顺序排好、耐心解、不行就重来。这套思维方式和写程序、做项目管理、创办公司所需要的，是同一种东西。
数学还是学校里少数几门鼓励你"自己思考"而不是"复述别人观点"的课。一旦数学过关，物理、工程、编程都能借力。最成功的科技创始人和 CEO 几乎都是数学和编程的高手，并不是巧合，因为这些事调用的本来就是同一种心智能力。
取消竞争的代价：赢家和输家一起消失
实验班还让他看清了另一件事——竞争对教育至关重要。
竞争是青少年时期最强的内驱力之一。如果你把竞争从教育系统里抽走，孩子们不会停止竞争，他们只会换个战场，比如电子游戏。
现在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出于一种"别让孩子太焦虑"的善意，把公开打分、排名都取消掉了。这种动机有合理的一面，但代价是：
你消灭了输家，同时也消灭了赢家。一些孩子彻底失去了兴趣。
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从学校、大学毕业后，仍然没法应付真实世界——真实世界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竞争，争工作、争晋升、争客户，而且远比校园残酷。结果就是高自杀率、高失业率，以及这些"取消竞争"的国家正在面对的一系列负面趋势。更麻烦的是，这种思路还在向经济领域蔓延：“让输的人不要输得太惨，让赢的人不要赢得太多。“代价是整个系统、整个经济体都失去了竞争力。一些欧洲国家如今追不上中国、韩国、新加坡和日本，这些后者的教育系统恰恰建立在毫不留情的竞争之上。
任何一个文明都得做这道选择题：要竞争、并接受它带来的进步与丰裕；还是去掉竞争、幻想能把下一代从压力里隔离出来。
这种保护欲来自善意——人不忍心看到孩子在某件事上很烂、很痛苦。但挣扎本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早晚都得经历。竞争之所以是技能成长最猛的引擎，是因为人在生物学层面就被设定为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认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这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
哥哥 Nikolai：十亿里挑一的神童
聊到竞争，话题自然落到了他的哥哥 Nikolai Durov——数学家、程序员、密码学专家，三次拿过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金牌、两次拿过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冠军，有两个数学博士学位。两兄弟合作多年，做出了 VKontakte 和 Telegram 这些产品。
我知道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从我哥哥那里学来的。
小时候两人睡在同一间卧室里，床挨着床。他不停地拿问题去烦哥哥——恐龙、星系、黑洞、尼安德特人，凡是能想到的都问。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哥哥就是他的 Wikipedia。
Nikolai 是十亿里挑一的天才儿童。三岁开始阅读，数学进展极快，六岁时已经能读相当艰深的天文学专著。有时候他在公交车或地铁上读这些书，反而招来旁人对他妈妈的指责——“你怎么能拿这么严肃的书去糊弄一个孩子，他显然看不懂。”
哥哥的影响：知识胃口与谦逊本性
Pavel Durov 的哥哥 Nikolai 从小就展现出对知识的饥渴。面对复杂的数学公式，他会坦率地说"这里一切都太复杂了，连我们都搞不懂”，但转头就把那些知识吸收进去。在 Pavel 眼里，哥哥是各种有趣事实、实用技巧和灵感的来源，几乎教会了他所有该懂的东西。
更难得的是，这位知识巨人异常谦逊、善良。
真正聪明的人，往往也同时是善良和富有同理心的。那些自以为聪明、却并非真正智慧的人，恰恰缺的是这一点。
为什么选择远离公众视野
Pavel 自己接受的采访寥寥无几，行事低调。他的哥哥更是把"隐身"做到了另一个层级。
谈到这一点，Pavel 解释哥哥的低调大半源于天性——他不需要、也没有那种炫耀和展示的冲动。Pavel 自己也一直想保持这种状态，但在某个节点他意识到：
过度私密、过度神秘反而会变成一种负担——它留下了空白，而不喜欢 Telegram 的人和组织正乐于用不准确的信息去填满那片空白。
当外界关于 Telegram 的叙事被他人主导，就会催生出像法国司法调查那样的古怪局面。所以他开始愿意在公众面前呈现真实的自己——毕竟在用户隐私的众多攻击面中，最后一道防线，恰恰是运营公司的那群人本身。
10 岁写代码，源于匮乏
Pavel 从 10 岁开始编程，11 岁做出第一款电子游戏。值得一提的是，10 岁那年他甚至还没接入互联网，但他喜欢游戏，而手头的游戏永远不够玩。
匮乏会逼出创造力。
他认为苏联及其他技术、娱乐资源匮乏地区走出那么多热爱编程的人，原因之一正是他们没有被过剩的娱乐选项分散注意力。这不是说"选项多"不好，只是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
于是他开始自己做游戏来玩。哥哥会在旁边指点：比如他写了一个二维回合制策略游戏（当时三维还太难），卡在滚动流畅度、FPS 优化上，哥哥就给他讲怎么改。这种一对一辅导塑造了他早期的编码能力。
用代码击败所有同学
接下来他开始给同学们做游戏。课间大家爱在纸上玩"五子棋”——不是三连的 tic-tac-toe，而是无限棋盘上的五子连珠，越玩越复杂。
班上不乏数学奥林匹克冠军、大学教授的子女。Pavel 的目标很简单：每一局都要赢，一次都不能输。
要持续赢，就得有比自己更强的陪练。于是他给自己写了一个 AI 对手，让电脑向前计算 4 步选最优解。结果 4 步还是赢不了他。试着加到 5 步、6 步，又太慢跑不动——他再次求助哥哥，哥哥帮他优化了算法。
凭着与这个 AI 的反复博弈，他最终做到面对任何同学都保持全胜。代价是：同学们很快失去了兴趣，再也没人愿意跟他玩这个游戏。
他把这个游戏玩死了。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学生站
考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后，课程太轻松让他觉得无聊。他开始给本系学生做网站：组织整理所有考试的电子版答案、所有课程讲义的数字化版本——这在 25 年前是相当罕见的尝试。
网站迅速走红。他在上面开了讨论区，接着覆盖到全校各院系，再扩展到其他大学，最终汇集了数万用户。好友列表、相册、个人主页、博客——社交功能陆续加齐，俨然一个完整的学生社交平台。
毕业后，一位中学老同学在圣彼得堡最主要的商业报纸上读到关于他的报道，找过来问：你是想做一个俄罗斯版的 Facebook 吗？
Pavel 当时的回答是：“我不确定，Facebook 是什么？”
那位同学两年前刚从美国大学毕业，便把 Facebook 演示给他看。Pavel 发现自己手上其实已经具备了所有必要技术，但看 Facebook 给了他另一个启发——他需要知道砍掉哪些东西才能把产品扩展到百万级用户。
想要继续前进、取得更大成功，有时必须学会舍弃，包括舍弃技术。砍掉功能，至关重要。
简化既是为了扩展性能，也是为了让新用户一上手就能立刻理解。否则产品对新人而言就是复杂的迷宫；而现存用户只会夸你好、不停要求加更多功能把它变得更复杂——只听老用户的反馈，很容易迷失方向。
VK 从"一个人的工具"开始
于是他动手做了 Vkontakte（VK），俄语意为"保持联系"。最初只是为了解决他本人的问题：当年毕业，他想和大学同学、同窗继续保持联系；作为一个 20 岁的年轻人，他也想认识更多人，包括漂亮的女生。
这次他决定从零开始，不用任何第三方库或模块，以追求极致的效率——他对每一行代码都近乎苛求。
问题是，这么大体量的项目他从未独自做过。以往他总能复用现成方案，这次不行。他又一次打电话给哥哥——当时哥哥正在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做博士后。
哥哥只给了他一条起步建议：
先写一个用户授权模块。不是注册，只是登录。
先把数据库里预填一些凭证、邮箱和密码，内容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当你能输入邮箱和密码、按下回车、系统对你说一声"你好"的那一刻，整个项目就真正启动了。
一个人搭出社交网络的最初一年
建站的第一年，VK 的整个技术与运营几乎由一个人扛下来。后端、前端、设计、客服、市场文案乃至推广活动的策划，统统由 Pavel Durov 本人完成。他把 Facebook 早期的"墙"（wall）做成了 VK 的留言板，还搭出了照片相册、私信等一整套功能，甚至在某些维度上比当时的 Facebook 还要完整。
为了让平台立刻具备"社交关系图谱"的骨架，他请当时的女友整理出一份涵盖俄罗斯所有学校、大学以及院系的数据库。她一边在网上翻找资料，一边直接给大学发邮件询问院系设置，还联系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教育部——后来 VK 在这些国家都成为最大的社交网络。
独自做完一个社交网络的每一块，让他真正理解了"一个人到底能干多少事"。
只接受激进的 deadline
这段经验沉淀成了 Durov 今天在 Telegram 做项目管理的底色。团队成员如果说"这件事我需要三周"，他的回应通常是：当年 VK 的第一版两周就写出来了，三周里剩下的时间你打算做什么？
我只接受有野心的 deadline。
正因如此，Telegram 能保持每月推出多个有分量的新功能的节奏，他认为这个迭代速度在行业里几乎没有对手。
从 PHP+MySQL 到自研数据引擎
VK 最初的技术栈非常标准：PHP、MySQL、Debian Linux。流量起来后，Apache 扛不住了，他开始引入 Memcached，换用 NGINX。那时候哥哥 Nikolai 还在德国，他只能靠一部老式有线电话越洋求助：“我该怎么装 NGINX？我不是 Linux 出身。“哥哥心情好、手头不忙时才会远程指点一下，大多数时候还是得自己硬啃。
从单机到多机、再到把数据库拆到独立服务器、把表按合理的 key 做分片（sharding），每一步都踩在用户体验不能崩的边缘。用户过百万、机器过十几台之后，靠远程支援已经撑不住，他把哥哥从德国叫回俄罗斯帮忙处理 scaling。
雪上加霜的是，VK 一出名就遭到 DDoS 攻击。更诡异的是，每到他们与投资人谈判买股份的日子，攻击就会同步加剧。无数个不眠之夜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度过的。
如果没有恶意行为者和外部压力，做产品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你只管创造。
2008 年用 C/C++ 重写数据引擎
到 2008 年左右，哥哥从德国回来。Durov 问他能不能让 VK 跑得更快、同时用更少的服务器扛同样的负载。哥哥的回答是：PHP 不够，要把核心数据引擎用 C 和 C++ 重写。
他请来一位曾两度拿下世界编程竞赛冠军的朋友一起动手，搭出了 VK 的第一套自研数据引擎——比 MySQL+Memcached 的组合更底层、更专门。搜索、广告（VK 当时就有定向广告）、私信、公开消息等模块陆续被重写。
2009 年，Durov 第一次去硅谷见 Mark Zuckerberg 和早期 Facebook 核心团队。对方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就算在硅谷打开 VK，速度也比 Facebook 还快？
为什么 Telegram 把速度当信条
对加载速度的极致追求，从 VK 一路延续到了今天的 Telegram。哪怕只差 50 毫秒，用户也能在潜意识层面感觉到。
更现实的一点是：代码跑得越快，所需的计算资源越少，基础设施成本也就越低。在 Durov 看来，追求速度几乎是一件"零风险"的事——怎么做都不会亏。
这也是他在招聘上极度挑剔的原因。一个容易分心、经验不足的工程师写出低效代码，对一个每天被十亿人打开几十次的产品来说，可能意味着数千万美元量级的基础设施浪费。
哪怕只是 50 毫秒，用户也会在潜意识里察觉到差别。
半秒延迟乘以十亿就是几个世纪
想象一下，应用打开时多了半秒的延迟。把这半秒乘上几十次操作、再乘以十亿用户，结果是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的人类时间被白白浪费——而原因仅仅是开发者偷懒。
这一点对每一位工程师都至关重要：代码不会冲你大喊"这里其实可以快得多”，所以必须像匠人一样，时刻反问自己"还能不能更高效？还能不能更简洁？"。哪怕是极小的疏忽，也会沿着代码层层扩散。一个粗心的开发者出现在公司任何位置，都会引入别人无从察觉的低效——其他同事会默认"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于是这块烂肉永远留在产品里。
当你真的找到办法把一件事变得更简单、更高效，那种快乐和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开掉一个工程师，反而提速
杜罗夫（Pavel Durov）讲了一个反直觉的经验：假设有 200 名工程师在做一款 App，进度跟不上发版节奏，你的本能反应是"再招一个人吧"。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某个人总是莫名其妙拖后腿、抱怨、不肯担责。把这个人开掉之后过几周，你会意识到：那个"第三名工程师"其实从一开始就不需要——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人制造的麻烦比解决的多。
这与科技行业的常识完全相反。大家总以为"人多力量大"，往项目里多塞几个人，问题就会自动解决。事实并非如此。
Lex 把这件事和乔布斯（Steve Jobs）讲过的"A 类员工与 B 类员工"对应起来：一支伟大团队的塑造，不只是不断招新人，更关键的是把那些拖慢节奏的 B 类员工请出去。
A 类员工身边的 B 类员工有多伤士气
杜罗夫补充了另一层人们容易忽视的代价：和 B 类员工共事极其打击士气。
工程师之间一眼就能看出对方是不是真的能打。如果旁边的人问的问题不在点上、永远跟不上节奏，A 类员工很快就会陷入一种焦虑——觉得自己因为这个"假装在工作"的同事而无法发挥全部潜力。
而且很多时候问题并不是"懒"。九成情况下，是这个人天生就缺乏在一件事上长时间深度专注的能力。这与经验无关，更多是天赋和韧性。对那些真正能深潜进项目的人来说，被一个心思游离、做不下去事情的同事拖住，是一种侮辱。
用编程比赛筛人，拒绝大厂简历
在招聘上，杜罗夫几乎不走 LinkedIn 那一套，而是依赖编程比赛（coding competition）。逻辑很简单：
如果你想为一个具体任务挑出最合格的人，还有什么比一场比赛更好？
任何想加入公司、或只是冲着奖金和名声来的人，都可以在比赛里展示真实水平。数据不够就再办一场、换个题目，最后你会发现：“这小子从 14 岁就开始参加我们的比赛，现在 21 岁，参加了 10 次赢了 8 次，JavaScript、Android Java、C++ 都很强——为什么不雇他？”
这种方式还有几个隐藏好处。一是题目本身往往是 Telegram 真正需要解决的、有价值的工程问题，比如 Android 客户端 profile 页的某个棘手动画与重设计，比赛过程中既选出人，也选出方案。二是这些参赛者大多没在大公司待过——而这恰恰是优势。
杜罗夫对从 Google 这类公司挖人毫不掩饰地不屑：
那些人习惯了不干活也拿工资、习惯了推卸责任、习惯了无穷无尽的会议，对 Telegram 真正在做什么几乎没有理解。从这种地方招人，认真想想其实挺荒唐的。
在大公司里，“共担责任"实际上意味着没人真正知道一个项目该归功于谁、该问责于谁。Telegram 内部的归属是清晰的，而比赛的体验最接近他们日后真实的工作状态。再加上 VK 和 Telegram 在工程师与设计师群体里本就极受欢迎，他从来没为找到合适的人发过愁。
一群难招的人，做出一堆领先七年的功能
正因为筛选极度严苛、招人极慢，每个进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挣到位置的。Lex 提到自己曾旁听过一次 Telegram 的内部会议，亲眼看到那些处于功能前沿的讨论是如何从一个想法快速变成原型、再变成产品功能的。
这也解释了一个有点滑稽又有点不可思议的事实：和 WhatsApp、Signal 比起来，今天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很多功能，最早都是 Telegram 做的。比如消息自动销毁定时器（auto-delete timer）、消息编辑、回复（reply）。
自动销毁是 Telegram 在 2013 年就在 secret chats 里实现的功能，WhatsApp 七年后才跟进，Signal 等也陆续抄了过去。最有意思的是，他们一开始连具体的时间档位都照搬——Telegram 用 1 秒、3 秒、5 秒，对方就一模一样列 1、3、5，因为不确定这背后有没有什么"魔法配方”，干脆完全不动。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回复"功能的设计上：你回复某条消息时，输入框里会出现一个小卡片提示你正在回复谁；最终发出的消息里也会带一个小卡片，点一下就跳回原始消息并高亮——这一切现在看起来理所当然，但其中包括左侧的那条竖线在内的诸多细节，都是当年一笔一笔做出来的设计决定。
抄来抄去的聊天界面
整个即时通讯行业有意思的一点是：很多设计选择本来完全是任意的，换种方式做也行得通，但所有人最后都抄了同一个方案。打开 WhatsApp、Instagram Direct、Facebook Messenger、Signal，体验都几乎一模一样——没人愿意冒险去创新，既然有现成能用的，照搬就好。
不过公平地说，那套方案本身做得相当漂亮。引用消息时左侧那条竖线、对原文的高亮处理，从设计角度清晰地区分出"这是被回复的内容"和"这是你的回应"，配合不同字体格式的搭配，全是细微但精妙的笔触。排版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这些图形元素之间必须配合得天衣无缝。
渐变背景里的偏执
Telegram（电报）有个细节很多人没意识到，但能感受到——聊天背景的渐变是会缓缓流动的，并且会和聊天气泡之间产生互动，气泡之上还叠着图形元素，所有东西都要协同工作。
让设计师满意是一回事，难的是在最弱、最旧、最便宜的智能手机上也能跑出设计师想要的效果。
这才是真正的挑战。看似一个普通的渐变，实际操作起来麻烦得很：
- 渐变本身可能出现明显的色带，用户一眼就觉得"不对劲"，必须人为加入随机性
- 光有渐变还不够，画面会显得太平，需要加一层图案叠加
- 图案要简洁到不抢内容的注意力，又要有趣到能给整个 app 营造好感
- 图案里放什么对象？基于像素还是矢量？矢量才能无限缩放还保持高品质
Telegram 的默认背景不是两色渐变，而是四种颜色在持续变换。光是这四种颜色的组合，就筛选过几千个版本——因为这是默认背景，是要打动几亿人潜意识的决定。而且用户还能自定义自己的四种颜色。
颜色的选择要利用人脑深处那些写死的生物学反应：蓝、黄、绿，每种颜色在大脑里激起的情绪都不一样；图案里放的是来自童年的元素、自然的元素，还是别的什么情绪触发物，也都要琢磨。
一条消息怎么"长"出来
光是"按下发送、消息出现在聊天里"这一个动作，就有无数细节。输入框要慢慢变形成那条消息气泡，而且不管消息内容是什么都得自然——可能宽度不同，可能带着图片、链接预览，气泡形态完全不一样。每一种场景都要单独打磨，哪怕这条消息有 4000 字也得优雅。
然后还要乘上平台矩阵：iOS、Android、各种老旧操作系统、各种硬件。一台破旧手机却装着最新系统，会冒出什么 bug？Telegram 还要适配 iPad，元素一旦放大就会吃掉大量屏幕空间，渲染开销也跟着飙升。
只要在每一个真正重要的细节上死磕，最终的体验是出得来的。如果你深度用过 Telegram 几周，再回到任何别的聊天 app，都会觉得是明显的降级。
Thanos 灭霸式的消息消失
删除消息时那个"消息蒸发"的动效，是最让人愉悦的细节之一——也就是 Thanos snap 效果，整条消息碎成几万个粒子，像尘埃一样被风吹散。视觉上很美，但实现起来异常艰难，尤其是在 Android 上。
而且要做对还有更深一层的讲究。如果先把消息粉碎掉，再让上下相邻的消息靠拢填补空隙，整个过程会显得拖沓、太抢戏。正确的做法是：消息蒸发的同时，周围的消息就开始向中间合拢。这意味着整个屏幕都要重绘，还要考虑被删消息的前后分别是什么类型的消息——复杂度成倍上升。
大多数人不会注意到这些。但每天有几千万人在世界各地删除消息，这个动作能不能哪怕给他们带来 0.001% 的喜悦，让心情亮一点点？如果能通过这些微小的细节给生活添一点价值，就值得投入时间。
用户能感受到那份用心
这让人想起 Steve Jobs 和 Jony Ive 谈过的事——他们会在那些用户根本看不到的零件上倾注同样的设计与爱，因为他们相信用户能通过某种渗透感知到设计师的心意。
人们是能感觉出别人有没有用心的。
删除消息这种小事，看到那个蒸发动画时，人确实会有一丝细微的愉悦，会因为它心情好一点点。十亿用户加起来，这份用心是被感受到的。
除了这些克制的细节，Telegram 还有更显眼的部分：emoji、贴纸（stickers）、GIF，很多本身就是小型艺术品。贴纸功能 Telegram 比 WhatsApp 早推出了三年零八个月，这又是艺术与技术的交叉点。
用向量动画改写贴纸体验
Telegram 做动态贴纸的第一版并不理想，因为当时只是普通的 GIF 或 WebM 视频，本质上还是像素动画。真正让这件事脱胎换骨的，是把贴纸改成向量动画（vector animation）：单个贴纸文件只有几 KB，最大也就 20 到 30 KB，却能塞进 180 帧，在各种设备上稳定跑到 60 FPS。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此前没人尝试过类似方案，因为难度极高，团队为此头疼了很久。但回报是显而易见的——贴纸体积小到可以瞬间开始播放，不用等加载，动画流畅自然，收发体验一下就上了一个台阶。
更棘手的是工程之外的部分：需要找到一批既懂美术、又能用贝塞尔曲线（而不是像素）作画的设计师。Telegram 又一次用公开竞赛去筛人，凑出了这支"艺术家兼工程师"的队伍。
真正的品质，往往诞生在艺术与工程的交叉地带。
从贴纸扩展到动画 Emoji 和 Gems
向量技术的第一次革命是贴纸，第二次是自定义动画 emoji（custom animated emoji）——用户可以在一条消息里塞进上百个动画 emoji，它们会同时动起来，设备还不会崩溃。Durov 认为，目前只有 Telegram 做到了这一点。
Lex Fridman 的观察补了一层：向量格式不仅压缩效率高，还反过来"怂恿"艺术家去画更复杂的细节。以前 GIF 分辨率低，大家不会往里塞精细元素；向量则允许在一个小图标里同时上演无数小动作，并且可以任意缩放到不同设备。配合一些隐藏交互——比如长按发送按钮可以给消息附加一段动画效果——收到消息的一刻会有各种彩蛋被触发。
同一套技术也支撑了消息反应（reaction）：Telegram 希望哪怕只是给一条消息点个赞这种最微不足道的动作，也要让人觉得愉悦、想反复去做。
更近期的延伸是 Telegram Gems——基于区块链的可收藏资产，可以展示在个人资料上获得社交曝光，也可以用来给亲友祝贺生日节日。它们有价值，可以升值，可以交易，但在 Durov 和 Fridman 眼里，更本质的创新仍然是那套向量动画语言。
2013 年就上线的端到端加密
端到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是 Telegram 另一个被反复提起的决定。2013 年产品上线时，Edward Snowden 刚刚让全世界意识到隐私问题的严重性。团队的判断是：即便架构本身已经足够安全，也要确保连自己都读不到用户消息。
一群出生在俄罗斯的人，本来就不天然让人信任，那就把代码摊开给所有人看。
这也是 Telegram 自 2013 年起就把所有客户端代码开源到 GitHub 的原因。紧接着，Telegram 在 Secret Chats 里加入了端到端加密——比 WhatsApp 早了一年零三个月开始测试，后者直到 2016 年才正式推出，整整晚了三年。Durov 认为，行业后来之所以不得不跟进，是因为 Telegram 把标准立在了那里。
为什么端到端加密是可选项
端到端加密并不是万能的。在那套架构下，有一整类功能会变得非常别扭：
- 超大规模群组很难维持一致、持久的聊天记录
- 一对多的大型频道支撑不起来
- 收发海量消息的机器人会出问题
- 多设备同步变得棘手，用户很容易丢掉共享过的文档
于是 Telegram 选择了混合方案：按使用场景让用户自己决定加密强度。Secret Chats 是最严格的那一档，其中一些限制既是特性也是代价——不能截图、不能转发任何消息或文档。这在日常团队协作里几乎是灾难。
我们用 Telegram 来开发 Telegram，不用任何第三方协作工具。
正因为自己在用，团队一试就知道 Secret Chats 不适合传大文档、不适合推进项目。反过来，如果你真的偏执到"不相信 Telegram，只相信代码"，那 Secret Chats 依然是目前最安全的通信手段。
可复现构建：开源的最后一公里
仅仅开源还不够。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你从应用商店下载的那个二进制包，是否真的由 GitHub 上那份源码编译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可复现构建（reproducible builds）。
Telegram 是唯一一款在 Android 和 iOS 双端都提供可复现构建的主流消息应用。WhatsApp、Signal、iMessage——无论哪一家——都没有在两个平台同时做到这一点，WhatsApp 甚至根本就不是开源的，外界无从知晓它到底是怎么加密消息的。
Durov 给出的判断因此是有底气的：
在所有主流消息应用里，Telegram 的 Secret Chats 是目前最安全的通信方式，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能反驳这一点的事实。
自研整套技术栈，把攻击面压到最低
Telegram 用来加密数据的算法并不是某个情报机构"递过来"的现成方案——据 Pavel Durov 所知，同类竞品并没有经历他们这种从零设计的过程。
更准确地说，Telegram 的整套软件栈都是内部从头搭建：不只是加密，还包括服务器上跑的一切。硬件和软件都由内部团队打造，这是压缩整条消息处理链路攻击面的关键方式之一。
Snowden 泄密事件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那些人人都在用的开源工具、模块和库，最后往往带着某种缺陷或安全漏洞。
从头自研也能把效率做到极致，但难度极高，必须有顶尖的工程团队，才能下沉到足够底层：自己写数据库引擎、自己写 Web 服务器，甚至连整门编程语言都要自己造——Telegram 后端用来给客户端写 API 的编程语言，就是团队自行开发的。
当然，完全独立并不现实。后端仍然跑在 Linux 上，这一点目前绕不开。但整体来看，Telegram 对外部依赖的控制比大多数应用严格得多。
从 Snowden 身上学到的事
Durov 很早之前就想和 Edward Snowden 合作，交换在网络安全领域的经验。虽然两人一直没能见面，只是偶尔通讯，关系并不亲近，但 Durov 依然认为 Snowden 的行动值得敬佩，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当面相见。
Snowden 揭露的事情让 Durov 当时相当震惊：一大批被公众视为安全与密码学权威的人，实际上在以各种方式为 NSA 效力，推动有漏洞的加密标准；本应受到宪法约束、在监控公民方面受限的政府，实际上并不觉得自己受什么限制。
更大的启示是，人类在自由与安全之间很难把握平衡。9·11 之后，政府必须回应，但反应过度，最终侵蚀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基本权利。
政府总想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且总是以牺牲公民为代价。于是你会看到，药比病本身更毒。
面对国家机器时的恐惧阈值
被问到是否害怕某个具体的情报机构或政府，Durov 的回答是：要么对所有都该害怕，要么对所有都不必害怕。没有哪家情报机构比其他更能要你的命——真要取你性命，大家都做得到。关键不是哪一方更强，而是你本人怕不怕死。
他不肯把自己形容成"无所畏惧"，只说自己证明了抗压能力还算过硬。恐惧依然会有，只是可以被跨过去。到今天这个阶段，没有什么事情能改变他的行事方式了。
2018 年：俄罗斯与伊朗的双线封禁
2018 年，Telegram 用户规模大约到 2 亿，在伊朗、俄罗斯以及其他"老百姓有东西要瞒着政府"的国家迅速流行起来。
在伊朗，抗议者用 Telegram 组织行动，几个体量巨大的频道成为动员主力，政府跟不上节奏，直接封禁。但民众通过 VPN 继续使用，封锁没起到实际效果。伊朗当局砸钱搞自家的"国民 IM"，好几个团队同时竞标"伊朗国家 Messenger"这个头衔，结果全部失败，大家还是更爱 Telegram。有趣的是，伊朗封了 Telegram，却很快解封了 WhatsApp。
在俄罗斯这边，从 2017 年下半年起，当局要求 Telegram 交出加密密钥——他们以为存在某种可以读到每个俄罗斯用户消息的"总钥匙"。Telegram 的回复是：不存在这种东西，你们要封就封。于是 2018 年春天，俄方正式下手。
数字抵抗：百万 IP 轮换战
俄罗斯试图封锁 Telegram 的 IP，但 Telegram 早有准备。团队做了一套 IP 轮换技术：审查机构每封掉一批地址，系统就自动换一批，背后是数百万个 IP 储备，烧掉一批再补一批，全程自动化。
在此基础上，Durov 发起了一场叫作"数字抵抗（Digital Resistance）“的运动，号召俄罗斯境内外的系统管理员和工程师自己架设代理服务器、贡献 IP 地址，供 Telegram 绕过封锁使用。整场对抗 Telegram 这边花了数百万美元。
审查方被逼疯，开始整段整段地封 IP 子网，结果把国家基础设施一起打瘫了。
于是出现了荒诞的场景：超市里刷卡付不了钱，因为俄罗斯审查机构封掉的 IP 段太多了。这些子网上同时还跑着无关的服务，甚至俄罗斯本土的社交网络、媒体和银行也被波及。最终审查方不得不学着更克制地筛选要封的段。
最硬的阻力来自 Apple
真正让 Telegram 陷入绝境的对手，不是俄罗斯审查机构，而是 Apple。
Apple 有至少四周不允许 Telegram 在 App Store 更新，理由是必须先和俄罗斯达成协议；又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你可以把更新推送到全球，但把俄罗斯排除在外。Telegram 不愿接受这种方案。
Durov 一度几乎绝望，甚至想过这可能就是唯一的出路——退出俄罗斯市场，不再让俄罗斯用户从 App Store 下载 Telegram，意味着一切到此为止。
2018 年，他们在莫斯科参与组织了多场捍卫 Telegram、捍卫隐私与言论自由的抗议活动，现场最出名的画面之一，是人们满天放飞纸飞机。
Apple 批准更新的 15 分钟奇迹
封锁俄罗斯境内的 Telegram 那段时间，IP 地址的"躲猫猫"游戏打得正焦灼，真正掐住脖子的却是 App Store。俄方审查机构向 Apple 施压，Telegram 的版本更新在审核队列里卡了一个多月。随着新版 iOS 发布，旧版 Telegram 开始功能失灵，受影响的用户已经不只是俄罗斯人——全球各地、跟这场政治博弈毫无关系的普通用户也开始遭殃。
Durov 决定发声。他在自己的频道里公开表态：Apple 在这件事上站到了审查者那一边。《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很快跟进报道，配图是俄罗斯街头抗议者放飞的纸飞机——Telegram 的 logo 正是一只纸飞机。
等了一天、两天，Apple 没有动静。那是一个周五，他给团队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今天下午 6 点之前 Apple 还不松口，我们就放弃俄罗斯市场，把 Telegram 从俄区 App Store 下架，保住全球其他地方。
这个决定的代价很清楚——这等于亲手剥夺了俄罗斯境内抗议者、异见者在当地最主流通讯工具上发声的渠道。但在全球用户和单一市场之间，他只能选前者。
就在距离 deadline 还剩 15 分钟的时候，Apple 主动联系过来：更新批准通过了。这场猫鼠游戏得以继续。
伊朗代理服务器的经济学巧思
伊朗是另一个战场，玩法不一样。Durov 团队意识到，像对付俄罗斯那样不断更换 IP 段成本太高，而且在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框架下，这种做法本身是否合规都不好说。
于是他们换了个思路——用经济激励把问题外包给伊朗人自己。
任何人，比如一位伊朗工程师，都可以搭建一个 Telegram 的代理服务器（proxy server），然后把地址分发给国内用户。通过这个代理连接的用户，会在客户端看到一条由该代理管理员投放的置顶广告——这条广告就是代理运营者的变现方式。
这套机制凭空造出了一个市场：伊朗人自己解决了伊朗人的翻墙问题。
Telegram 官方至今仍在伊朗被封禁，但大约有 5000 万伊朗用户每天都在用它。
2018 年春天那次下毒
这段往事 Durov 此前从未公开讲过。2018 年春天，Telegram 正在为区块链项目 TON 向各路 VC 和投资人募资，与此同时又有几个国家准备封禁 Telegram，他判断那不是谈论个人健康的合适时机。
他自认健康状况近乎完美——很少头疼、很少感冒，也几乎从不吃药。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感觉自己在走向死亡。
事情发生在他租住的联排别墅。那天他回到家，开门时注意到古怪的邻居在门口附近留了某样东西。大约一小时后，他已经躺到床上，身体突然剧痛，起身去卫生间的路上，各种身体机能接连"关机”——先是视力和听力，然后呼吸变得困难，心脏、胃、全身血管都在剧痛。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但我当时非常确定一件事：就是这样了，要结束了。
他在剧痛中想了一句：好吧，这辈子过得还不错，也做成了几件事。然后就倒在了地板上——那一刻他已经记不清，因为疼痛盖过了一切。
第二天天亮，他在地板上醒来。站不起来，整个人极度虚弱，看手臂和身体，血管在大片大片地爆开。此后两周走不了路。他一个人住，也没有告诉团队的大多数人，不想让他们担心。
中毒之后反而更自由
Lex 追问：经历这些之后，是不是对自己在走的这条路、对各国政府和情报机构感到恐惧？从 VK 的 DDoS 攻击开始，到政治、再到地缘政治——一个只是想做一款全世界都能用的通讯工具的人，忽然发现一大堆势力想控制通讯管道，这会不会改变他看世界的方式？
Durov 的回答出乎意料：
恰恰相反，经历这件事之后，我感到更自由了。
那其实不是他第一次以为自己要死。几年前，也是因为工作上的事，他就有过类似的预感。当你从这种事里活下来，之后的每一天都是 bonus time——某种意义上，你早就已经死过一次了，之后的日子都是赠品。
2011 年的第一次：VK 与纳瓦尔尼
第一次那种"大事不妙"的预感发生在 2011 年 12 月。那时莫斯科街头爆发大规模抗议，民众不信任俄罗斯国家杜马（State Duma）选举的结果。Durov 还住在俄罗斯、经营着 VK，Telegram 那时候还不存在。
俄罗斯政府找上门，要求 VK 删除纳瓦尔尼（Navalny）阵营的反对派群组——这些群组各自拥有数十万成员，正是组织这场街头抗议的核心渠道。
一次拒绝配合换来的觉醒
2011 年，俄罗斯当局要求封禁 VK 上的反对派群组，这个要求被公开拒绝了。回应方式带着挑衅意味：把检察官的公函扫描件和一张吐着舌头、穿帽衫的狗的照片并排贴出，配文"这就是我对检察官封禁反对派请求的正式答复"。
玩笑过后，武装警察开始试图闯进公寓。在那个节点上，内心的自问自答只有两个结论：第一，这个选择是对的；第二，接下来大概率是坐牢。
如果被关进去，我就绝食，饿死自己。
这种为原则赴死的觉悟，杜罗夫（Pavel Durov）并不认为自己独有——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阿桑奇（Assange）都曾走到过这一步。
Telegram 的起点：无处可说的那句话
被警察围堵的那一刻还冒出另一个念头：要把消息通知到哥哥，让他知道自己可能也会被追查，可是没有一个安全的工具能用。
2011 年的 WhatsApp 已经上线两年，传输的消息全是明文。别说运营商，连系统管理员都能随手看个遍。
是 Telegram 率先把加密变成产品标配，其他 App 才"突然想起来"隐私也是它们的基因——只不过这条基因此前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后来事态并没有最坏化。检察官的传唤、几个无聊的问题，甚至比后来在法国调查中要回答的问题都少。但一切已是终局：VK 再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愿运营。从那天起，背包收拾好放在酒店房间，一边继续管 VK，一边开始设计 Telegram、组建团队，心里清楚留在俄罗斯的日子按天倒计时。
俄罗斯可能封禁 Telegram
封禁信号已经出现，达吉斯坦（Dagestan）等部分地区已无法访问 Telegram。如果这一趋势蔓延到全俄，代价会非常沉重，因为 Telegram 在当地承担的远不止日常聊天或商业沟通。
这是俄罗斯民众接触独立信息源的唯一通道。
BBC 以及其他非俄罗斯媒体的网站早已在俄境内被屏蔽，它们只能以 Telegram 频道（Telegram channels）的形式存在。与此同时，当局正在把用户从 WhatsApp、Telegram 迁移到政府自研的工具，那种工具对政府完全透明，也不会容许独立声音发声。
言论管制的连锁效应
这种趋势不只出现在传统意义上"不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越来越多以自由著称的欧洲国家，也在以"打击虚假信息"、“防止选举干预"这类听起来正当的理由加码限制。
问题在于，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欧洲树立的先例，正在为中国、伊朗这样的威权体制提供话术——“你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我们不过是遵循国际惯例”。
压制偏离主流叙事的声音正在变成新常态。而人类生活之所以有意思，本就来自观点和人群的多样性。压缩言论自由，经济增长、幸福感、个人表达空间会一并被拖慢。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封禁 Telegram 这样的工具尤其愚蠢。俄罗斯人聪明、坚韧，对新功能的上手速度排在全球前列——能和他们比肩的只有美国人，以及乌克兰等东欧用户和东南亚用户。他们对创新有一种近乎饥渴的反应。
为什么总是被围攻
Telegram 和其创始人长期处于各种攻击、造谣和系统性抹黑的中心。原因并不复杂：
捍卫言论自由这件事，本来就交不到几个朋友。
这件事注定要为各国反对派发声的权利站台。而任何政府在面对反对声音时，最本能的反应都是同一套话术——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反对派，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目的是颠覆我们的国家。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纳粹德国、毛时代的中国，都在使用同一个剧本：这些"所谓的反对派"其实是外国势力的工具，所以亲爱的公民们，请交出你们的自由。
如今，这套逻辑正在自由世界悄悄复刻，比如马克龙（Macron）团队面对争议时流露出的第一反应，已经和这个剧本有了似曾相识的味道。
“你帮俄国人，他们帮乌克兰人”
经营 Telegram 这样一个允许非主流声音存在的平台，常常会被推到夹缝里。当权者迟早会指控你在替某个他们不喜欢的外国政府做事——只要你保护了那些他们不愿听到的声音，这种指控就一定会来。
有意思的是这种态度的双标：当你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尤其是他们的地缘政治对手国家里捍卫言论自由时，他们会盛赞你；可一旦你在他们自家后院做同样的事，他们立刻翻脸——“我们这儿有自由媒体，不需要你来掺和。”
乌克兰人说你替俄罗斯人干活，俄罗斯人说你替乌克兰人干活，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指控，是攻击你最省事的办法。
这些谣言的源头很难追溯，可能是竞争对手——如果真是他们的发明，倒也得记一笔功劳，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认在产品和技术层面打不过你，只能换种打法；也可能是各国政府亲自下场，因为他们清楚，只要一个亲自由的平台还在运作，自己对国民的掌控就处在危险之中。
用户其实分得清宣传
帕维尔·杜罗夫（Pavel Durov）的判断是：人是聪明的。每次在迪拜（Dubai）街头被来自这些国家的人认出，对方都流露出由衷的感激和理解。各国的宣传机器会告诉国民种种说法，但他们早就学会打折扣去听。
人们之所以离不开 Telegram，是因为想要看清周围的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接收来自彼此仇视的多个信源、那些互相矛盾甚至互斥的观点，然后自己去判断什么是真的。
不存在所谓中立无偏的信息源。
战时停掉政治频道？用户自己反对
2022 年乌克兰战争（war in Ukraine）爆发时，杜罗夫立刻意识到 Telegram 会被双方用作宣传工具。他不希望平台沦为战争机器，于是公开发文，提议是否应当在战争期间暂停俄乌两国所有政治类频道的运行。
结果两国用户都站出来反对。他们告诉他：你没有资格替我们做主，决定我们能接触什么信息源；我们是成年人，知道有大量宣传，也学会了穿透这些宣传辨别真伪。在战时，他们的亲友正在被波及，他们更需要尽可能多的信息来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去问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是否赞成因为任何理由限制 Telegram 访问，答案几乎都会是不。人们渴望发声，也需要一个能安全表达观点的地方。
缺点和优点是同一个东西
在那次 LaPointe 的采访中，杜罗夫谈到自己常被拿来和马斯克（Elon Musk）比较，并指出两人的差异：马斯克同时经营多家公司，他只经营一家；马斯克更感性，他则倾向先深思熟虑再行动。
他还提出一个更普遍的看法——
不存在所谓"负面性格”。99% 的人，仔细分析其性格，会发现好的特质和坏的特质往往是同一个特质，至少出自同一个根源。
一个人在某种情境下叫"勇敢"，换一种情境就叫"鲁莽"。人类作为整体是完整的，每个人之所以不同，是进化的结果——我们彼此互补，组合起来才所向无敌。
马斯克的情绪化也是动力源
放回马斯克身上，杜罗夫认为外界批评他的那些特质，恰恰也是他力量的来源。马斯克的情绪化，源于他对议题的深切在意，以及他愿意为了把世界推向自己认定的方向而挑起任何战争和争斗。
更关键的是，他能从这些公开冲突里汲取动力。
一个成功创业者走到某一阶段，“动机从何而来"会变成首要问题。
当你已经是世界首富、最有名的企业家时，自我驱动就成了真问题。如果在 X 上挑起论战、和其他 CEO 公开过招能让马斯克继续创新、继续上新项目，那他就该多做这种事。不随大流本身就是顶级创业者的核心特质之一。
在杜罗夫接触过的创业者里，马斯克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断推出新业务、并行推进，而且看上去并没有摊得过薄——虽然有人持相反意见，但他在大多数事业上都拿出了成绩。你可以批评他情绪化，可一旦抽掉这一点，他还会是他吗？很难想象。
而这一切背后还有他所聚拢和激发的那些团队——把 A 级选手组装成一支队伍，本身就是一项独立的能力，也是衡量一位领导者的核心维度之一。
做企业家意味着愿意当"坏人”
评价一家公司的创始人，要看他组建起的团队。而能组起一支强队的前提，是这个人愿意让自己显得不近人情——下属的活干得差，要敢于当面指出；该开掉的人，要能毫不犹豫地开掉。大多数人会在这一步退缩，而真正推动创新的企业家，其实是拿自己的内心安宁换来了对世界的贡献。Elon Musk 就是这种人格的典型。
1 美元年薪、100% 股权的 Telegram
Telegram 的商业结构相当奇特。Pavel Durov 个人持有 100% 股权，累计投入了上亿甚至数亿美元的自有资金，而他自己从公司领的"年薪"只有三分之一迪拉姆（dirham）——换算过来，约等于三分之一美元。2024 年是 Telegram 第一次实现盈利。
Durov 强调，Telegram 对他个人而言是一门亏钱的生意：他从未从公司套现过一分钱，没卖过任何一股。当年把第一家公司 VKontakte 剩余股份出手时，他也是在被迫离开俄罗斯的压力下低于市价卖掉的，回头又把绝大部分资金砸进了 Telegram。
钱从来不是首要目标。
主动放弃的那 80% 收入
真正让 Telegram 的财务故事变得反直觉的，是它主动放弃的东西。
几乎所有社交平台都靠两件事赚钱：一是基于用户隐私数据的精准广告（targeted ads），二是高度成瘾的信息流（news feed）。Telegram 两样都不做。
它的广告只投放在频道和群组层面，基于话题做上下文匹配，不触碰用户的私信、通讯录、元数据和行为数据。它也没有信息流——那个被公认"最能拉动用户时长"的功能，正是 Durov 从一开始就认定会在规模层面损害人类心智的东西。
按 Durov 自己的估算，这些坚持让 Telegram 放弃了大约 80% 的潜在商业价值。
数据剥削成了互联网行业的同义词，这件事本身是可悲的。
Premium 订阅：一年超 5 亿美元
要在不出卖数据的前提下盈利，Telegram 把突破口选在了订阅。
2022 年上线的 Telegram Premium，每月 4–5 美元，原则只有一条：所有已有功能依旧免费，订阅内容只覆盖面向重度用户和商业用户的增强能力。在当时，“即时通讯应用做付费订阅"几乎没有先例，普遍不被视作一条可行路径。
结果三年下来：
- 付费订阅用户已超 1500 万
- 今年仅 Premium 一项就将贡献 超过 5 亿美元经常性收入，并且还在快速增长
- Premium 包含的专属功能已超过 50 项
难点在于，Telegram 本身已经是市面上功能最强的通讯应用，还要在此之上继续加码，并且保证新功能不把界面塞乱。很多特性甚至大多数用户都不知道，但在需要的那一刻它们就在那里。投票功能的逐步扩展，就是这种"隐形迭代"的一个缩影。
Mini App 与 NFT 用户名
除了订阅和上下文广告，Telegram 还在平台生态上做了几件不太常见的事。
链上身份。 Telegram 允许用户通过智能合约和 NFT 直接拥有自己的用户名与数字身份。一旦绑定，Telegram 自己都无法没收用户的用户名——这是写进机制里的，不是一句承诺。
Mini App 平台。 数百万开发者在 Telegram 里搭建自己的 bot 和应用。所谓 mini app，本质是深度嵌入到 Telegram 里的网页，使用时几乎分不清是独立应用还是 Telegram 的原生体验。
关键的一步，是 Telegram 打通了 Apple 与 Google 的应用内购机制，让第三方 mini app 开发者可以直接在 iOS 和 Android 上向用户收费——这在大体量平台上是第一次。Telegram 从中抽取 5% 的佣金。
我们不贪心。Mini app 给 Telegram 带来用户，用户越多，平台越成功，我们需要让第三方开发者赚到钱。
TON：被 SEC 逼走的区块链
视频的另一条线索是 TON（The Open Network）。
Telegram 在 2018–2019 年开始开发这条链，动机很现实：Durov 相信区块链是"能够带来自由的技术之一”，但当时的 Bitcoin 和 Ethereum，面对 Telegram 数亿用户级别的交易量都会直接拥堵。
他把问题抛给自己的弟弟 Nikolai：能不能做一条天生可扩展的链，无论用户和交易量怎么涨，都可以切分成更小的分片链（shard chains）继续处理？弟弟思考几天后给出了肯定答复——可以，但很难。
技术最终被做出来了，却没能上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 TON 的募资方式提出反对，Telegram 被迫放弃项目。由于此前 Telegram 长期举办面向第三方开发者的编程竞赛，TON 周围早已聚拢起一批活跃的开发者社区，他们接过了代码。项目名字里的 T 也随之从 “Telegram” 变成了 “The”——Telegram Open Network 就此成为 The Open Network。
TON 撑起的 Telegram 经济
Telegram 如今的变现几乎全部跑在区块链上。用户名、Telegram 账号都以 TON 的智能合约为载体，第三方开发者和创作者想把在分成计划里赚到的钱提出去，TON 是唯一通道。以频道主为例，广告收入按 50/50 分成，结算全部走 TON；想在 Telegram 上投广告，同样只能用 TON 付款。
所有新功能也都接到这条链上，包括前面提到的"礼物"（gifts）。这东西可以理解为一种被重新发明的 NFT：既嵌在十亿用户的社交场景里，又能在链上自由持有和转移。礼物上线才半年左右，却已经把 TON 推到了日均 NFT 交易量的第一或第二位。
作为 Layer 1 公链而非架在 Ethereum 或 Bitcoin 之上的方案，TON 的吞吐和速度正好能扛住 Telegram 这种量级的业务。
Snoop Dogg 礼物 30 分钟卖 1200 万
最近的一次合作是和 Snoop Dogg 联名推出礼物系列。Durov 本人就是 Snoop 的粉丝，对方来谈合作时一拍即合。结果是 30 分钟内卖出价值 1200 万美元的礼物。这一单跑通之后，排队找上门的高知名度影响力人物越来越多。
这些礼物之所以值得说道，是因为它重新定义了 NFT 的形态：
- 矢量化绘制：每件礼物都是 vector-based，可以任意缩放，细节极其讲究
- 文化符号感：画面里嵌入 Snoop 创作生涯中的各种梗和标志性元素
- 版本海量：单款礼物要画出 50 多个不同版本，每一件的背景和背景小图标都不重复，保证唯一性
Durov 强调，他们要解决的是老派 NFT 的两个老毛病：
旧 NFT 的问题在于两点——社交上没地方展示，审美上大多数都很丑。
Telegram 礼物直接挂在用户昵称旁边，是数字身份的一部分；用户还能把收到的礼物拼成合集在个人页展示。加上扎实的美术和对创作者生平的精准引用，艺术和技术的混合让这件事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新品类。
一个礼物涨到 10000 美元
最早一批礼物首发价只有 5 美元一件，如今同系列最低成交价已经来到 10000 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上涨。Durov 说自己都没想到市场反应会这么猛。
他把这件事总结为一条商业观察：
当你想用一种与自身价值观一致的方式去变现社交平台时，你就只能被迫去找那些让用户受益、而不是剥削用户的路子。
礼物的吸引力在于它同时满足两个需求——送给朋友既有心意又有实际价值，还漂亮。二级市场也因此真正跑起来：有人专门做礼物倒卖，几个月时间赚了几百万美元。
在 Telegram 上赚到千万美元的人
Telegram 去年放开了 mini apps 的大量新能力和支付/变现选项。mini apps 本质上是生态内的"应用里的应用"，游戏、工具、各类服务都能做。
Durov 提到，那个靠倒卖礼物赚了几百万美元的人，同一年在 mini apps 上又赚了 1200 万美元。这种级别的个体创业者不是孤例，他认识好几位"赚了 1000 万"“赚了 300 万"的开发者，团队通常只有两三个人，有时候干脆就是单打独斗。听到这些故事让他很有成就感。
从 700 美元开始囤 Bitcoin
Durov 是 Bitcoin 的早期信徒。2013 年第一次买，进场价大约 700 美元一枚，一下买了几千枚，砸进去两百万美元。结果几乎买在当时的局部顶部，第二年币价跌到 200–300 美元。
身边的人开始对他表示"同情”——你这个投资栽了，但我们依然尊重你。他的回应很干脆：
我不在乎，我不会卖。钱本来就该是这样子的——没人能没收你的 Bitcoin，没人能因为政治原因审查你。
这段话他说的是 Bitcoin，但延伸到整个加密货币都成立。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靠这部分投资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外界常以为他租豪宅、坐私人飞机是从 Telegram 抽钱，但按他自己的说法，Telegram 对他个人而言是净亏损的业务，真正让他站得住的是 Bitcoin。
对于币价，他判断 Bitcoin 会走到 100 万美元一枚：
各国政府印钱像没有明天一样，没人在印 Bitcoin。它的通胀是可预测的，到某个点就会停下。Bitcoin 会留下来，法币能不能留下来还不好说。
不在两个烂选项里二选一
Tucker Carlson 采访他的那一期里，背景摆着两把椅子，对应一句俄语黑话里的经典"谜题"——Пики точеные или хуи дрочёные。这是俄罗斯监狱里流传的俚语，本质上是一种逼你在两个都很糟的选项里挑一个的场景。
Durov 说自己没亲身遇到过这个具体版本，但把它作为隐喻来看，经营大公司或者治理大国时，类似的两难其实常常出现：要么做这件很糟的事，要么做那件同样很糟的事。
对这道谜题，真正的正确解法是都不选，把问题重新定义一遍。
两把椅子的谜题与伪选择
有一道谜题：面前摆着两把椅子，一把铺满尖刺，另一把放着别的不怎么友善的东西，你必须坐上去一把，怎么办？网上流传一个俄语答案——“别去会被问这种问题的地方”。如果已经落到这种境地，多半说明更早的时候就犯了错，本该避免才对。
Durov 更欣赏另一种工程师式的解法：把第一把椅子上的尖刺拆下来，用它把另一把椅子上的"麻烦物件"削掉——你懂我说的是什么东西。
政客和企业高管经常逼我们在两个都不理想的选项里二选一，一旦我们做了选择，就仿佛要为此承担责任。我们不该吃这一套。
真正的答案不是选哪一个，而是拒绝这个框架本身，把劣势转化为优势，再拿它去解决另一边的问题。
海象阴茎骨与隐晦的反抗
在 Oslo Freedom Forum 的对谈背景里，Durov 身后摆着一件造型特别的物件——一根海象的阴茎骨（walrus penis bone）。他从法国带到迪拜，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连 UAE 和法国机场的安检都对它格外好奇。
这件礼物来自 Evenki——一个在西伯利亚和蒙古濒临消失的小民族。按他们的传统，这种物件只会献给最受尊敬的首领，象征勇气、担当和领导力。
有意思的是，这个词在俄语里还有另一层含义。“Моржовый хуй”（海象的那玩意儿）在俄语俚语里大致等于"啥也不是"。所以当某个政府或商业伙伴要求你交出你根本不打算交的东西时，你可以礼貌地在视频通话的背景里摆上这根骨头，指望对方自己参悟出其中的深意。
在苏联和历史上很多地方，反抗都只能以这种象征和隐喻的形式存在——通过诗歌、通过童话。人类语言和艺术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对试图压制我们的力量说一声"去你的"。
有时候是诗，有时候是画，有时候是一根相当大的海象阴茎骨，由一个看上去像快乐相扑选手、又像某种猫的小雕像抱着。
一百多个孩子与遗产分配
关于 Durov 到底有几个孩子，传言一直含糊，常见说法是"一百多"。他的实话是：自己也不知道确切数字。
大约十五年前，一位朋友找到他，说夫妻俩因为健康原因无法自然生育，又不愿意随便用一份匿名的遗传材料，希望由一个他们认识并尊敬的人当生物学父亲。Durov 起初觉得这事荒唐，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个案，很多夫妻都卡在同样的问题上。于是他同意了，后来又捐过更多次。
我说不上有多以此为荣，但我认为这是对的事——尤其是在我觉得自己可能留在这个星球上的时间不多的那段时间。如果能帮到一些夫妻生下孩子，那就做吧。
最近起草遗嘱时，他做了一个决定：在继承权上不区分自然生育的孩子和他从未见过的生物学孩子。只要能证明和他共享 DNA，哪怕三十年后，这些孩子也有权分到他遗产的一份。消息一出，媒体炸了锅，大量陌生人发私信自称是他的孩子，还有人请求被他收养，段子也层出不穷。
这不是大多数人会做的事，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要说的话，我希望更多人去捐精。
为什么孩子成年前拿不到钱
在财务上一视同仁是一个决定，另一个更有意思的安排是：这些孩子在生命的头几十年里不会从他这儿拿到任何钱。
他的理由是——过度充裕会瘫痪动力和意志，尤其对年轻男孩有害。如果一个男孩从小就可以拿父亲的成就、父亲的财富当荣耀，那他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能力、去学习、去工作。所以钱必须等他们成年之后才能拿到。
即便如此，他也承认这仍然有风险。把巨额财富分给一百多个后代的另一个考虑是，每人分到的就不会多到失控。不过有人真的算过账——即便摊到这么多人头上，每个孩子仍然会拿到好几百万美元。所以这套防护机制到底能不能起作用，他自己也不确定。
老鼠天堂实验 Universe 25
顺着"充裕"这个话题，Durov 和 Fridman 聊到了著名的老鼠天堂实验——Universe 25，由行为学家 John B. Calhoun 在 19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进行。
实验的设置在老鼠的意义上就是"完全充裕"的定义：几百个独立隔间、无限的食物和水、现成的筑巢材料、没有天敌、稳定的温度、频繁清洁。
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老鼠种群起初翻倍增长，非常迅速，然后突然停滞，紧接着一系列极其糟糕的社会现象开始蔓延：
- 母鼠忽视甚至杀死自己的幼崽；
- 暴力攻击和过度性行为大范围出现；
- 一群被称为"漂亮鼠"的个体出现了——它们毛色光亮、体态整洁，却几乎不活动、拒绝交配、拒绝和同类互动，彻底把自己从群体里抽离出去。
老鼠乌托邦实验的寓言
二十世纪那场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实验里，研究者给小鼠提供无限的食物、水和空间——本以为这会造就一个繁荣社群，结果却走向了彻底的反面。社会失序开始蔓延，那些被视作负面的群体特征接连浮现，繁殖率随之崩塌，功能障碍又被传递到下一代，最终整个种群走向灭绝。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率不是跌到一个低位稳定下来，而是在资源依然充裕的情况下一路归零。实验描述里有一句尤其意味深长：
最后一只老鼠，是在未被触碰过的食物和水旁边死去的。
这类实验后来被反复复现，结论相当一致：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功能的瓦解会像传染病一样扩散，社会逐渐退化成一盘散沙，既无力照料下一代，也无力再生育下一代，最终走向灭绝。
稀缺才是人类繁荣的底色
把老鼠的故事放回人类身上，一个反直觉的结论浮现出来：匮乏、约束、非富足，可能才是人类活得有劲头的前提条件。
人类这个物种是为克服稀缺而演化出来的。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从没有过"无限的食物"或"无限的娱乐"这种东西。一旦真的什么都不缺，人很容易连"做事的意义"都找不到。
杜罗夫（Pavel Durov）谈到自己的成长：他青少年时期家里并不宽裕，一件二手市场买来的外套穿了好几年；父亲作为大学教授，在俄罗斯国家财政近乎破产的那些年连工资都拖着发不出来；母亲不得不同时做两份工才能把家撑下去。日子不好过，但也正因为此，生活有了优先级、有了目标，人被迫去打磨性格和心智。
约束是重要的，但最好的约束来自内部——是自我克制，而不是外部加诸其身。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正在把人类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富足实验场"。它承诺减少苦难、提高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在拆解那套由演化塑造、把人与人连在一起的生物学纤维。挑战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要在混沌与秩序之间、在自我约束与创造性自由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
父亲留下的身教
杜罗夫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古罗马及其文学的学者，著作等身，论文数十篇。整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童年记忆里父亲都在那台老式打字机前敲字，几乎从未停下。
很多人以为，把正确的道理灌给孩子就能塑造下一代。但孩子其实很精明，他们会自动把"说过的话"打折，只看"做过的事"。
所以父亲几乎不用开口，仅靠行动本身就已经在教育两个儿子。同时他又出奇地耐心和情绪稳定——母亲聪明、受过良好教育，但偶尔也会试探父亲的底线，而父亲始终稳得住。
父亲 80 岁生日那次谈话里，他留下一句提醒：
你做对了九次，错了一次，孩子会瞬间学走那一次。
如果你嘴上告诉孩子别碰智能手机，自己却整天机不离手，哪怕你能编出再漂亮的解释，这种教育也注定失败。除此之外还有一串朴素的原则：保持乐观，看事情的好一面，不要绝望，保持诚实。
更耐人寻味的是老人关于 AI 的判断：
AI 可以拥有意识，可以有创造力，但它没有良知（conscience）。它无法成为道德意义上的存在，无法拥有我们人类所理解的那种根植于内心的原则和诚信。
一位八十岁研究古罗马的学者，和儿子讨论的是 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与人类精神的边界——分辨是非的那份良知，是人独有的。对杜罗夫来说，人生目标之一，就是永远不让父亲失望。
思想的力量与概率地貌
另一个话题是思想的力量：人是否真的能靠"想"来改变现实？
关于这个问题，最能获得共识的部分是：设定清晰的目标、保持积极和自信，确实有助于把想要的东西实现。至于那种"坐在河边、单凭意念就让事物显形"的说法，就很难令人相信了。
把乐观与信念和符合逻辑的行动耦合起来，成功才会接踵而至。
真正起作用的，是持续的努力、长时间的专注用功，加上一个积极的心理焦点，日复一日地朝一个方向推进。
再往形而上走一步，可以把世界想象成一个高维宇宙，人有能力借助"信念 + 积极情绪 + 逻辑思考"这三件东西在其中导航，通过专注心神去塑造、去扭曲自己身边那片概率地貌。这当然已经踏进了玄学的领域，没有证据支撑——但人类对这个宇宙的认识，可能连 1% 都还没到。
量子永生与平行宇宙的告别
对话的结尾落在一个颇为玄妙的设想上。Durov 提到，也许每个人都在体验属于自己的宇宙，每一秒宇宙都会分裂成数十亿个平行版本，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在某处发生了。存在一个他在 2013 年就已经死去的宇宙；也许每次濒死，人都会被转移到自己没死的那条分支上，如此延续。等到某个人活到 1000 岁时，所谓的"量子永生"（quantum immortality）就出现了——但在另一些现实版本里，他早已故去。
这是多世界诠释（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的一个干净推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人无法体验到自己的死亡，只有还活着的那支意识会延续下去。如果认真对待多世界诠释，每个人都在无数条支路上死过无数次。Lex 顺着这个思路感慨，他很庆幸两人恰好在这条"都还活着、能同桌而坐"的宇宙里相遇。
Durov 回了一句同样克制的话：他也很感激自己身处这个"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死"的现实版本，并希望未来还能与对方共度更多轻松时刻。
Kafka 为何此刻重要
正片结束后，Lex 以一段独白收尾，主题是 Franz Kafka。他把这段话放在 Durov 对谈之后并非偶然——Kafka 的《审判》（The Trial）与 Durov 在法国遭遇的案件之间，隐喻和字面意义上都存在令人不安的呼应。
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此：走进《1984》《动物庄园》《美丽新世界》《审判》《城堡》《变形记》、加缪的《鼠疫》这些极端、甚至超现实的世界，反而能帮人更清楚地看见真实世界中可能滑向的毁灭路径，从而知道如何避开。
Kafka 本人的身份颇值得一提：一名白天上班、夜里写作的保险公司职员，英年早逝，生前几乎无名。他临终前要求销毁所有手稿，幸好朋友 Max Brod 拒绝照办，20 世纪最重要的一位作家才得以留存。
Kafka 写的是冰冷、机器式地把人简化为案卷，在制度权力的迷宫中穿行；写的是罪未犯而罪感先至；更普遍地，写的是现代混乱世界里人挥之不去的焦虑。
他的文风是用短促的陈述句去描述超现实与荒诞，以此传达一种"体验的感觉"，而非仅仅"描述一次体验"。
《变形记》中的存在重负
《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的开篇堪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第一段之一：Gregor Samsa 一早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硬壳般的背贴着床，抬起头能看见自己圆拱形的褐色肚皮分成一节一节，被子几乎滑落；相对庞大身躯而言可怜瘦小的许多条腿，在眼前无助地挥舞。
Lex 的解读是：Kafka 用这只翻不过身的大虫子，精确传达了一种对家庭、对工作、对社会感到无用和累赘的心境——被异化、被抛弃、被去人化的感觉；只要还能为家庭或公司提供某种功能，就被短暂地看重，一旦无用便被迅速丢弃。他认为这是对许多现代人"存在之重"最深刻的刻画之一。
《审判》与永久化的指控
《审判》的主角 Josef K 是一位成功的银行职员，在生日当天因一项从未被说明的罪名被逮捕，面对的是一个权威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的模糊法庭。他在一座迷宫般的司法系统里游走，人人都知道他的案子，却没人能真正解释它。所谓的"审判"从未以任何常规意义上发生，Josef K 的整个人生本身变成了开庭之前那段漫长的流程。
在这个意义上，《审判》讲的是"被指控"这个状态本身——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种永久状态。Kafka 的洞察在于：现代制度根本不需要真的审你，它只需要让你永远活在随时可能被审的阴影里。
周围人对案件的关注——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让 Josef K 时刻感到被审视。心理被不断磨损，精神状态一点点崩坏。判决和处决其实早已由内心的煎熬与外部的社会凝视共同完成。在被捕整整一年后，两个人彬彬有礼地把他领到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将刀刺进他心口，他没有反抗。
暴政最终的胜利，不是在它杀死你的那一刻，而是你自己按住不动等着刀落下的那一刻——不是因为被强迫，而是因为你已经被耗尽。
Lex 说他不打算明着把《审判》和 Durov 的处境一一对照——毕竟小说是虚构的。但他想给出一则令人宽慰的观察：在整个过程中，Pavel 始终保持乐观和积极的状态。他最担心的就是官僚系统把人磨到主动交出抵抗，而在 Pavel 身上他看不到一丝这种迹象——无论压力多大，这个人似乎根本不知道怎么叫"放弃"。
从《城堡》到《饥饿艺术家》
Lex 顺带推荐了 Kafka 的另外几部作品。
《城堡》（The Castle）主题与《审判》类似：权威的荒谬不可抵达、噩梦般的官僚体系，主角同样叫 K。两部作品里，官僚机器都通过"无止境的拖延、程序、等候室"来消耗人——对照当下，同样刺眼。
《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和《饥饿艺术家》（A Hunger Artist）也值得一读。其中《饥饿艺术家》与今天的注意力经济尤其相关：一位以禁食为业的"专业饥饿者"把挨饿当作表演关在笼中供人观赏，观众却逐渐被更新奇的娱乐夺走，以至于他最终饿死时，无人在意。在一个人人都想出名的时代，这个故事读来分外讽刺。
识别病症即是人性尚存
Kafka 的作品是沉重的，它们是对"文明可能变成怎样一场噩梦"的警告。但 Lex 的收束意外地偏向乐观：
当我们能在自己的世界里辨认出 Kafka 小说的影子，能在现有制度中看到《审判》与《城堡》，能在 Gregor Samsa 身上看见自己，这不仅仅是在诊断疾病——这本身就证明我们仍然足够有人性、足够清醒，能够看见它、叫出它的名字。
Kafka 留下的任务，是去对抗那些试图把人去人化的系统，让个体自由与人的精神继续生长。Lex 表示他相信人类能做到这一点。
从 11 岁戒酒到 40 人撑起十亿用户的架构，从法国四天羁押到面对情报机构仍不退半步，杜罗夫所有看似分散的选择，底层其实是同一套算法：把短期快感换成中长期繁荣，把外部约束换成自我约束，把对死亡的恐惧换成对每一天的郑重。当一个人在卡夫卡式的迷宫里仍然不肯交出抵抗，他展示的不只是 Telegram 为什么还站着，更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庞大系统时，为自己的判断力、注意力和原则留出余地的方式。
原视频：Pavel Durov: Telegram, Freedom, Censorship, Money, Power & Human Nature | Lex Fridman Podcast #482 · 作者：Lex Fridman
